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第四，社会危机。
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造成失业现象严重、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为公平与效益的双重失衡：在公平方面，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减少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降低所得税率，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贫困现象加剧，两极分化严重，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在效益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遭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除美国能一枝独秀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例如，1991～1994年间，芬兰的GDP下降了12%，失业率则从1990年的3.5%猛增到16%以上。政府财政收支平衡从略有盈余变为亏空，赤字超过GDP的10%。瑞典在此间受到的冲击更大，GDP连续三年负增长，失业率大幅攀升，仅1991年失业率就从1%升至8%。[12]
另外，高工资的福利国家已经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首先商业化的趋势使许多公共部门的工作转移到私营部门，如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力推行私有化，包括电信公司、煤气公司、航空公司等16个国营企业都被卖掉了。私营部门可以降低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使妇女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次，在福利国家的社会内部开始滋长贸易保护主义，种族主义、右翼极端主义开始抬头，有些人反对移民和外来的劳工，害怕他们争夺有限的工作机会，甚至认为外来者分享了福利国家的各种待遇而使福利国家的负担加重，还有些人开始反对同第三世界进行自由贸易，认为只有在发展水平相似、劳工标准趋同的国家之间才可能进行公正的贸易。可见，这些西方福利国家由于自身的原因失去了经济安全感，但很容易将人口变化、工业变化和社会变化所造成的财政危机转嫁于外籍劳工和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制造紧张的社会气氛，给福利国家的政治造成无形和有形的社会压力。[13]
第五、观念危机
由于福利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服务，一些人宁肯靠国家补助过日子也不愿努力寻找工作，滋长了懒惰和不思进取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为较多的个人收入而努力工作，并注意改进工作，一旦最低收入有了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了供给，而激励工人发奋工作的新的动机——政治思想因素的作用又不可能产生，于是形成了“动力的真空”，大家“多干”、“少干”差距不大，“少干”、“不干”无多大区别，失业者的收入有时不低于在业工人的收入，使许多失业者并不急于找工作。这种情况的存在和继续，必然会使部分人产生过分依赖社会和国家的思想，造成一种不干或少干工
作都照样可以生活的社会观念。从某种意义上，优厚的社会福利是一种“大锅饭”，使许多人上进心理减退，不劳而获思想增强，高福利制度造就了不少“高级乞丐”。在某种程度上，情况恰如新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福利国家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
如德国，失业工人可以得到原工资67%至53%不等的失业救济，加上住房、小孩抚养等补助以及免交税款，一些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待遇甚至超过低收入者的收入。如果夫妻二人都失业，他们拿到的失业救济金竟比仅一人失业的夫妻的收入还多。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制度阻碍了人们就业的积极性，使社会福利负担不断加重。
加拿大有10%的国民依赖福利金过活。由于免费医疗，一些无所事事的人，把看病当成一种社区交往生活，政府在医疗上的开支失控。失业率的高涨与太过容易领取失业保险金有着必然的关系。有这样一件事，在非洲索马里一大军阀的太太，带着4个孩子来加拿大充当难民，政府每月给她1500加元的福利金；一群索马里难民看到加拿大的福利金这么容易拿到，便一个人化六、七个名字来多伦多市社区申请，居然也一一得手。如此一来，这种靠伸手维生的人呈上升趋势，国民的谋生斗志日薄西山，国家的经济自然一蹶不振。[14]
再看瑞典。在高福利制度下，人们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相差不到20%，所以躺在高福利“摇篮”中的瑞典人，工作积极性较低，对请假和缺勤抱轻率态度，正如瑞典人自己所言，他们创造了“两个新高”，即人的寿命最高，旷工、病假率最高。如今，不愿就业、厌恶工作在瑞典已成为普遍关注的现象。
如此一来，就陷入一个矛盾的怪圈：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伴而生的，是福利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供给不足，除了出生率不高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之外，过于优厚的福利保障缺乏激励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制度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全面推行，还导致制度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行政的低效率和结构的不合理。行政的低效率是人类组织结构的一个常见问题，而结构的不合理是由于社会的保障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因而忽视了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即目标和标准的一致性。
作为实行“全面保障、全民保障”的福利国家，要把名目繁多的社会保障设施管理好，要把人数众多的福利待遇享受者的福利事业安排好，政府就要组织包括各种等级和种类的庞大专家队伍，这样，政府的官僚体制就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
个方面，这个庞大机构的开支有时甚至超过向居民提供的福利津贴的费用，而且庞大臃肿的机构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习气向社会蔓延。1960～1975年，瑞典各类工作人员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变化是：政府从28%提高到41%；农林渔业从16.5%下降到6.7%；工矿业由29.1%下降到26.1%。英国同期政府人员由21.9%上升到28.2%。[15] 英国的公费医疗事业更是以低效率著称。
另外，福利制度管理不严，导致福利诈骗行为严重，资金大量流失。据调查，在英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存在着骗取救济金的行为，有三分之二领取残疾救济金的人无充分残疾证明，政府为此每年损失达40亿英镑，这笔资金足够修建100个医院。[16]
第七，政治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制度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各个政党为了竞选获胜，纷纷向选民承诺扩大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实现与否成为一大政治筹码。社会福利款项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否则便会引发政治危机。政府一旦试图削减补贴，就会遭到强烈反对并以失败告终。
如英国的福利问题就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之一。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为了在竞选中取得选民支持，两党都以“福利国家”倡导者自居，纷纷向选民许诺各种社会福利。工党主张社会福利“普遍化”。1945年，工党在竞选中许下诺言：使公民普遍地享受到福利，使国家担负起保障公民的福利职责。保守党则主张实施“有选择的”社会福利。为了解决福利开支过大的问题，保守党1979年上台后，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将部分福利机构私有化，降低所得税率，削减和取消部分保险补助金，保守党政府的福利改革使社会的贫富差距明显增大，引起人民强烈不满。1997年5月，布莱尔领导的工党上台后，强调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平衡，在传统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和保守党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随着经济的严重滞胀，两党在社会福利问题上的争吵还会日益激烈，但两党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取消福利措施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瑞典的情况与英国非常类似。
总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包袱沉重，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而经济不景气又使庞大的福利开支难以为继。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对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试图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救火”为“防火”。但真要把改革进行到底，其难度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