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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内容提要 跨文化心理学目前已成为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课题,它的成就不仅在于对世界范围内具有异质文化的地区和种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扩大了心理学研究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它对心理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本文简要回顾了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分
析并总结了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 跨文化心理学 文化变量 比较研究跨文化心理学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联系文化变量对人类的心理及行为进行系统研究,既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发展的影响,也不忽视生态环境与遗传因素的作用,以其独特的研究课题、方法和理论日益为广大研究者所瞩目。回顾它的历史,了解它的现状,分析它的发展趋势,对于增进对全人类心理与行为本质的理解,提高心理学研究水平以及促进我国心理学走向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回顾跨
文化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专门领域是比较新的,但它所研究的问题,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对人的气质和能力进行过民族差异的研究。从那个时期众多学者的著作中,我们也不难寻觅到许多涉及文化与人类行为关系的论述。但是真正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始于19世纪。
(一)早期研究的兴起
一般认为,英国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米勒是跨文化心理学的奠基人,他在其著作《逻缉体系》一书中的许多论述无不闪耀着光辉的跨文化心理学思想。米勒认为跨文化心理学家要研究适用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基本心理规律,强调研究人的心理时不应忽视文化环境。他开创性地提出了“习性学”(一门研究人的性格的学科)的概念,指出这一学科在探讨个体性格的形
成与发展时,必须注重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按照一定的规律去研究文化对人的性格的影响。
泰勒是继米勒之后又一个对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有着突出贡献的英国人类学家。他通过分类列出大约三百种文化,并采用统计、比较的方法分析研究社会习俗、禁忌、语言与行为的关系。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给文化下定义,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及其它能力与习惯的综合体”[1]。在泰勒的影响下,由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未开化社会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这是运用实验心理学的手段第一次对非西方人的研究。泰勒认为人类学研究必须侧重心理学角度,这一主张推进了心理人类学这门对跨文化心理学有着极大影响的学科的诞生。
用历史的眼光来追寻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源头,不能不提及赫尔巴特。赫尔巴特认为文化作为行为发展的决定性变量必须引起心理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心理学必须从思辨中解放出来,接受科学方法论的挑战。这门学科如果要成为一门“深度”科学,客观地解释人类心理生活就应从分析人类的经验着手,而经验又是由人类的习俗、价值、种族等文化现象塑造起来的,通过人种史和多文化的系统描述,才能建立起科学的人类心理学。为了实现他的研究目标,他创办了《民族心理学杂志》,重点研究语言、习俗、社会制度与行为的关系。赫尔巴特的研究吸引了大批人类学家对原始人类的研究,推动了跨文化心理学的发展。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花20年时间完成的专著《民族心理学》,是对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又一巨大贡献。他根据早期关于心理学结构的设想,用分析和研究语言、艺术、宗教、神话、社会风俗习惯等社会历史产物的方法,探讨民族心理学。他认为只根据个体意识是不能解释像语言和宗教这样的“集合心理学产品”,因此有必要验证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并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辅助性分析。冯特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人类学家研究的一般趋势[2]。
心理学1879年诞生于德国,它一开始就植根于欧洲文化之中,本世纪初逐步发展为一门实验科学。自然科学方法的渗透,使心理学插上了高飞的翅膀,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心理学家刻意模仿自然科学,普遍忽视社会文化对人类心理的影响,这是一件
令人忧虑的事情。跨文化心理学早期研究的兴起,客观上起到了扭转研究者重“内部效度”轻“外部效度”这一不良研究倾向的作用,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即透过文化来洞察人类行为,促进了心理学家对文化的关注。
然而,也应看到米勒、赫尔巴特和冯特等早期心理学家对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兴趣,只是出于建立完整心理学体系的动机,在这一领域他们并没有作过任何实证的或系统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这一领域无尽地探索与兴趣。
(二)实证研究的展开
最先开始进行跨文化心理学描述与实证研究的是本世纪上中叶的一批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如摩尔根、巴蒂斯安、马林诺夫斯基、博阿兹、本尼迪克特和米德、卡尔纳等人。
早在本世纪30年代,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卡尔纳就根据精神分析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的观点,使用详实的个人传记和应用心理透射技术研究文化与个性的关系,力图建立文化与个性相互作用的理论体系。他不但研究文化对个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研究个人的心理构成又怎样决定着文化与社会结构,企图找出决定具体社会中由其文化所决定的占主导地位、具有典型性的个性。
在这之后,怀廷和蔡尔德采用默克多在耶鲁大学建立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一种资料目录,它收集了世界600多个民族的文化人类学调查资料,可作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工具)[3],对印度、菲律宾、墨西哥等国进行现场调查,研究儿童教养与成人行为的关系。这一研究具有四个显著的特征:1、它关心文化如何透过文化而整合的过程;2、它倾向于验证所有社会的人类行为之一般假设,而不是对某个社会之深度了解;3、它使用了统计学的相关法;4、它以心理分析理论为假设的主要来源,而以一般行为理论的概念去构作假设。从此,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进入到实证阶段。
米德是怀着对心理学中某些经典理论进行挑战的勇气开始其跨文化实证研究的。西方某些学者认为,“反叛性”是青年的固有属性。从方法论上分析,这种观点充斥一种僵硬的现时论调,无19第4期郭英: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趋势视青年“反叛性”的历史特点以及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这种特点的具体表现形式。米德曾对太平洋中部萨魔亚群岛各部落的青年青春期心理发展情况作了调查,发现那里的青年并不像文明社会的青年在经历青春期时表现出紧张、逆反与情绪激荡,这与部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有关,也促使人们不得不把青年的某些特点放到历史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加以考察。
(三)对皮亚杰理论进行的跨文化研究
60年代以后,跨文化心理学已积累了大量研究资料,进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期间跨文化心理学最为著名的研究是对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的验证。传统的皮亚杰主义的研究是倾向于绝对主义的研究方法。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论通过形式逻辑推断出儿童的心理发展具有不变的稳定性,发展阶段出现的前后次序固定不变,而且认知结构的发展具有连续性[4]。皮亚杰本人在研究中较少注意情境的文化效度,自认他的理论在不同的文化间和个体间是具有普遍性的。
Deson把生态??文化模式应用于皮亚杰认知发展研究中,发现儿童在具体操作性概念上(如空间、数量)表现出来的操作差异是与该儿童所处的生态??文化环境相联系的。如游牧社会强调“空间”能力的发展,而定居的农业社会强调“数”概念的发展。生态??文化因素不影响各阶段的发展序列,但影响发展的速度,影响各种能力的发展与操作水平的发展。
Berry也提出,文化变量是与生态??文化环境联系的。他的研究表明,儿童基本的认知加工是具有普遍性的,但其发展和表现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变量。
米德等人还对儿童认知发展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比较检验,结果显示,跨五洲文化的大多数儿童都可以归于皮亚杰提出的认知加工阶段,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其认知发展的速度和终极水平却是各异的。皮亚杰的理论只部分具有跨文化意义。
近年来,对皮亚杰理论的跨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具体运算思维的“发展范围”。运算的发展和儿童所处文化环境的联系是用“双亲持有的文化特异性智力常识理论”的概念进行研究的。
当今最著名的儿童道德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提出的儿童道德发展阶段论也是经过了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