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抄本鉴定方法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一、抄本的名目
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图书主要以抄写流传，其载体先是竹木简与帛素，随着纸的发明，尤其是植物纤维出现以后，人们便开始利用纸作为书写材料。但在东汉时，简和素依然的书籍的主要材料。即使到了魏晋时代，纸书渐多，但官府公牍仍以简为主。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605），纸才成为普通的书籍材料。而在东汉至南北朝期间，历史、思想、文化、科学诸领域著作层出不穷，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流行又产生出许多新学问、新知识，书籍的数量大大超迈前代。这些书皆写于纸上，由于原材料与抄写都很便利，因而书籍的生产、流传、收藏也较为容易，不仅使政府藏书大为充实，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的私人藏书家。据史籍记载，南北朝时书籍已趋于商品化了，不仅有书店，还有专门以抄书为业的行当。特别是在那佛教盛行的时代，一些重要的佛教经典社会需求面广量大，代抄佛经随即成为热门营生。这种风气一直沿续至唐五代。按理，宋本除刊刻当代人著作或许出自稿本者外，凡刊刻五代以前著作大多源于抄本。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唐五代以前的抄本，以佛经居多，文史、语言、艺术等类古籍颇为鲜见。
宋代雕版印刷既盛行，从而刻本取代抄本成为图书流传的主要形式，但抄本並未因此消亡。因为传世书籍众多，有些书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刊刻；或者人们因不获刻本而需通过抄录以补充藏书或配残本之缺；或者有的书出于特殊需要编纂，如帝王实录及出于个人治学所用的节本、汇编本，只要抄写便足敷使用；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的鸿篇巨帙，官方也无力付梓；也有纯粹出于爱好玩赏而抄写；种种因素，使得抄本依然成为图书流传不可或缺的形式。可见，在印刷术已流行的时代，抄本的并行流传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印本的不足。
有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即流传至今的宋元抄本极少，而明清抄本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抄本数量很大。仅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言，其总共收录善本古籍5万6千余部，其中抄本（主要是明清抄本）有1万7千余部，居总数近三分之一，数量之多可见一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宋元旧本到了明代日见稀少，为使流传，藏书家、学问家争相传抄，毕竟翻刻费时费财，而抄录则容易许多，至少能起到为古籍续命的作用。此外，明代刻书追求形式与数量而不讲究校勘质量成为恶习。陆容《菽园杂记》指出当时刻书之滥，“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所谓官吏用以应酬馈赠之书，即俗称“书帕本”，往往追求时效，不顾质量，衍夺讹误，所在多是，后人遂有“明人刻书而书亡”的批评。这也是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藏书家抄写图书风气大开的重要因素。由于宋元旧本难觅，当时有的名家抄本转眼亦成为孤本秘籍。清代藏书家仍然保持着抄写稀见旧本的风气，为适应乾嘉时代整理古籍的需要，有的刻本包括丛书本（如《知不足斋丛书》），不少是据抄本翻刻。那么我们重视抄本，重视对抄本的研究应当不言而喻的。但事实上並非如此。以明代版本研究为例，许多版本学者更为关注的是明代的印本，由于明代的印刷品不仅数量前所未有，各朝代与官私坊刻皆有各自特点，再加上活字、套印术的发展，饾版、拱花术的发明，可供研究的内容极为丰富。而论及明代抄本，专家们往往轻描淡写，未予深入研究。其实，明代抄本大有研究之处，且不论其文献价值，即就众藏书名家的抄本而言，那一家不是特色鲜明，风格独具。何况还有很多具有重要版本价值的抄本至今未详其出处，需作个案考证。前辈冀淑英先生曾写过《关于穴研斋抄本》一文（见陈红彦所编《冀淑英文集》），如大家拜读过，相信会对明抄本的认识与研究有所启迪。因此我认为，如果不对与印本同样活色生香的抄本作深入研究而谈版本学，至少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要做，需要大家下苦功夫。
历来公私藏家著录抄本的名目繁多，兹就常见的“写本”、“精抄本”、“影抄本”、“旧抄本”四种作相
关阐述。
先说“写本”。昔人每将写本与稿本、抄本相区别，如唐五代以前的抄本（尤其是流传众多的佛经卷子本）、明清两代官修书抄本及出自名家之手的抄本等，皆以“写本”称之，並见诸书目著录。其中也有一种情况，即对稿本（主要指誊清稿本）抑或抄本未能加以辨别定夺时，版本目录家们每每权以较为模糊的“写本”著录之。这种说法与著录虽然至今仍在沿用，但从学术角度而言，尚欠严谨规范。相对印本，无论是稿本还是什么形式、时代的抄本，都应当归类于写本。当然，如果从实际出发，对各公私目录的著录有所了解，或者说这样的著录已约定俗成，不影响我们对版本的判断，那么“写本”这种名称就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涵义了。
再说“精抄本”。这个名称可从形式与文章内容两方面解释。从形式而言，纸墨讲究（包括用纸风格独特）、书艺精妙（或抄写工整不苟）的抄本，人们每视为精抄，如官家与著名藏书家的抄本。又因为藏家重视，插架珍庋，钤印题识，流传有绪，复为之生色。从文字内容而言，经三复校正，令文字无讹、内容勿缺之抄本，相对普通传抄之本，自然堪称精抄。不过，要从文字内容评价抄本之精粗，需觅他本费时费力校勘，並非一时所能获知，故编目者往往是从形式上予以认定，这种认定对于专门学问家、文献的使用者而言可能会起误导作用，因为他们的“精抄”理念往往与编目者不完全一致，他们主要是从文字内容角度理解抄本之精粗，所以我们在编目时要慎用“精抄”这个名称。
所谓“影抄本”，又称“影写本”，系用薄而细洁白纸覆盖在原本之上，按照原本样式，一丝不苟地将文字、版匡、栏线、鱼尾乃至刻工等影描下来，力求保持原本面目，乃有“下真迹一等”之誉。影抄本主要是指影抄宋元本，由于宋元本稀见，甚至后来失传，影抄本绵延一线之传，故为世人所珍重。这是明代抄本中的一朵奇葩，清代藏书家亦仿而效之。在明代及清初的影抄本中，要数常熟毛晋汲古阁的影抄本最为精美，无论纸墨与写工质量均属上乘，传世品种相对也多。因此，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官方的《天禄琳琅书目》乃至当今学术界许多学者都认为影抄本为毛晋所发明，“毛抄”也成了影抄本的代名词。但这样的认识並不确切。检览毛晋之子毛扆所编《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李卫公文集》下注“史臣纪家影宋抄本”；《徂徕文集》下注“宋板影抄，周石安收藏”；《祖龙学文集》下注“影宋板旧抄”；而在《杜工部集》下毛扆称，“先君当年借得宋板，影抄一部，谓扆曰：?世行杜集几十种，必以此为祖，乃王原叔本也。?”可见该目所著录的大多是收得前人的影宋抄本，只有当时底本难得的自家所抄，才予著录，影抄自家收藏之本则不予著录，否则难称“秘本”。从理论上说，早在毛晋之前的明代正嘉间既行影刻宋元本之风，那么其时必定也有影抄之本，只不过缺少实物佐证罢了。但也並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寻。根据钱曾《读书敏求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等文献记载，明正德间有苏州藏书家柳佥字大中者，曾摹写宋本唐人诗数十种（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而上海图书馆藏有柳氏手抄宋刻书棚本《渑水燕谈录》，其版式行款一依宋本，虽不若毛抄精当，但目录后“临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刊行”那条刊记抄写得却也神似，黄丕烈题跋明确指出，观其行款及避讳处，当是宋本影写者。在没有更早资料发现的情况下，可以说柳氏是开了影抄风气之先。在毛晋之后，较为著名的当推钱曾述古堂影抄本，其质量可与毛氏比肩。至于徐乾学传是楼、鲍廷博知不足斋、黄丕烈士礼居等虽也承袭遗风，但精工终不及毛氏。关于“毛抄”我还想多说几句。影抄本除非底本漫漶莫识，一般很少出现误字，但有的毛抄却有许多白粉填改之处，譬如宁波天一阁所藏的《集韻》便是如此。大家千万别误解成这是抄工笔误的改正，而是后人（可能就是毛家）根据别本校改所致，问题是这种校改往往不作任何说明，使人摸不着头脑，以致读者忽略误解。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得好好研究琢磨，搞清其校改的来龙去脉。
至于“旧抄本”的名称，为过去藏书家所习用。大凡对不详年代的抄本，约抄于乾嘉以前者通称“旧抄”，在鉴定著录上并不严谨。与之相对，抄于晚清者称“近抄”，抄于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这与金石界著录碑帖拓本相仿。不过，如果能确定为明代或清代某朝抄本，即直接著录之，如果约略知道抄于雍正以前，则著录为“清初抄本”。虽然现在编目著录已不用“旧抄”这个较为含混的名称，但我们了解了这种情况，就可以在利用旧时藏书目录时较好地理解与把握有关信息，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抄本的价值
后世藏书家之所以重视抄本，亦仍然离不开版本的两重性。其一是文物价值。由于历史原因，宋元以前的抄本保存至今者已稀如星凤。诸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律藏初分》（抄本西凉建初年间）、上海图书馆所藏《維摩诘经》（抄于北魏神龟元年）、故宫博物院所藏唐吴彩鸾抄本《刊谬补缺切韻》、上图所藏宋葛长庚抄本《华阳隐居真诰》等，藏家无不视为镇库之宝。而出于名家抄写，其书法辅以精妙纸墨，自然亦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我国的书法艺术堪称国粹，人们出于对书法的喜爱，从某种角度讲，亦是雕版印刷发明之后抄本依然流行、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唐五代以前的抄本，那怕出于抄胥之手，书法都极富艺术感，并具有不同时代崇尚的书法特点。可以想象，倘若粗劣的雕版印刷品，是难以取代抄本被人们所接受的。宋代刻书之所以在写、刻、印三方面刻意讲究，涌现出不少精品，多少也是受到抄本挑战的结果。要改变人们的习惯，须有充分的影响力。因此，诸如明姚绶抄本《斗南老人诗集》（天津图书馆藏）、吴宽抄本《明太祖文》、祝允明抄本《夷坚丁志》、俞弁抄本《剡溪诗话》、清查昇抄本《八代诗揆》、缪曰藻抄本《续书谱》、郑燮抄本《宝颜堂订正丙丁龟鉴》、陆时化抄本《江邨销夏录》、纪昀抄本《御制题明世子朱载堉琴谱》等，皆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其二是文献价值，即评估抄本之精粗、价值之高低，更注重其版本的文字内容。如何判断呢？大致有这样三种情况应当注意把握。
第一，该书是否刻印过？如果没有印本只有抄本，而且抄本亦属稀见，那么抄本的价值就很显著了。譬如，清内府四色抄本《进瓜记》（藏上图），这部明代传奇（作者王昆玉，生卒不详）当初是专供太上皇帝乾隆看戏时用的一个抄写副本，既未刊刻，也不会抄第二部。历史上有些古籍是出于类似特殊需要而编纂，只要抄写就足敷应用，本不为了流传，而一旦抄写之本不传，其文献亦随之亡佚，古往今来，这种令人扼腕的事情发生很多，而这部《进瓜记》能得以流传至今，真属幸运无比，倍见珍贵。
第二，原书虽曾刻印，但印本现在是否存世？如果印本已亡佚，仅赖抄本流传，或者印本已残缺而抄本完全，那么抄本同样十分宝贵。譬如明姚咨抄本《春秋五论》（藏国图），该书是宋代温陵人吕大圭的著作，旧时有宋元刻本的记录，但人间罕有流传。据姚氏跋语，这个本子是他从“故编修王尧衢懋中家藏本”抄得，而王家的那部抄本早已失传，惟赖姚氏这部抄本留存该书面目。这部书曾经范氏天一阁收藏，历经四百多年，虽早从天一阁散出，尚能安然无恙，别说孤本堪可宝爱，就是吕大圭在九原之下也会作揖不止。又如明内府抄本《三国志》（藏上图）六十五卷全帙，其所据底本是元大德十年（1306）池州路儒学刻本，旧时宁波天一阁曾藏有一部，今已不知所在。检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元大德本仅存六卷残本（分藏国图、上图），那么这部明代皇家抄本乃现存保留元本旧貌最早的本子，弥足矜贵。再如清浙江归安藏书家严元照（1773——1817）抄本《仪礼要义》（藏上图），亦十分著名。在严氏藏书中，最为显赫的就是宋刻本《仪礼要义》五十卷。这部宋本是他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变卖家藏古籍，共花了二
十六万钱购得，那年他只有十八岁，遭到众人嗤笑。但世上毕竟有知音，校勘家顾千里在为张敦仁校刻《仪礼注疏》时，即据此宋本补北宋景德本《仪礼疏》之缺，並称之为“天地间第一等至宝”。但严氏是个穷书生，为了维持生计，他清楚这样的重宝迟早要归他人，于是先后手抄了两部。之后各家抄本，皆从严氏手抄本辗转传抄而来。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任事《仪礼》的徐养原所用的本子，也是从严氏抄得。果然，严氏后来出于无奈，将宋本卖给了阮元，转归皇室。如今这部宋本不可踪迹，而他的两部手抄本总算幸运地流传下来，不过藏在南京图书馆的那部，在清末流入丁氏八千楼时已残存十二卷，只有上图这部严氏第一次手抄本保存完整，而且递经卢文弨、徐养原、顾千里校勘，其价值可与宋本同等看待。
第三，抄本与刻本在文字上有否异同？如果抄本祖述原本，文字无讹，而刻本属辗转翻刻、校勘不慎甚至经过删改，则抄本可校补刻本的不足。如宋王闢之所著《渑水燕谈录》，明商濬刻《稗海》本仅录二百八十五条，缺失或删节殊甚，而前面讲到的明柳佥抄本则有三百余条，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条数差近。又如明杨慎所著《均藻》，乾隆时四川罗江人李调元曾刻入《函海》予以通行。但校以上图2000年购入的翁氏藏书中的清初抄本，发现文字颇有出入，知此书在流传抄写过程中已失旧观，而这部清初抄本是迄今该书所存最早的一个本子，不失为校勘此书的一个重要版本。
此外，抄本与印本、抄本与抄本之间，若版本源流不同，也值得重视。如清杭州人吴焯（1676——1733）绣谷亭抄本《玉照堂词钞》，虽然只收了宋张镃词作十五首，但其中《风入松咏栀子花》、《菩萨蛮咏素馨花》、《蓦山溪咏苿莉花》三首为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凡收七十六首，附《南湖集》卷十）所无，其他各首与鲍刻本也都有文字异同，可知两本非同出一源，而绣谷亭本在先，自有其文献与校勘价值。
借此机会，我想对如何评价明清藏书家的抄本发几句议论。一般而言，明清著名藏书家的抄本都被视为重要善本，大家翻检一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便可知道。因为以传统的眼光看待，这些抄本皆具有文物与文献价值，至少两者居其一。可能在客观上不是每部抄本都善，但我们要知道，这种传统观念的产生並非形而上学，而是建立在这些藏书家固有的品牌效应基础之上。六十多年前，顾廷龙、潘景郑两先生鉴于识别稿、抄、校本之困难，曾着手编纂相关图录，以供人们借鉴，后来因借书不易而中辍，转为编纂《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在顾老去世的前一年即1997年，他知道我正按他的意愿着手编纂《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勉励之余，送我一包旧照片以作留念。打开一看，是数十幅稿、抄、校本书影，照片虽已泛黄，却包含两老当年的心血，十分珍贵。我问老人家为何未编纂成书，他说得不到明清名家如杨氏七桧山房之类抄本作书影，缺乏代表性。可见藏书名家的抄本在老辈心目中的价值与地位。后来我在编纂过程中作过一些校勘比对，发现名家抄本确实非同寻常。如检览馆藏明杨仪七桧山房抄本《支遁集》，了解到东晋支遁（字道林）和尚的诗文原本早已失传，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传本，以此杨氏抄本为最早，成了后来抄本与刻本的祖本。难怪莫棠在题跋中激动地说，“此盖吴下最古最著之抄本也，无意遇之，欣赏曷已！”
事实上在清代，学术界对明清藏书家的抄本作过较为客观的评价。如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就有如下说法：
“吴宽、柳佥、吴岫、太仓王元美、昆山叶文庄、连山陈氏、嘉兴项子京、虞山赵清常、洞庭叶石君诸家抄本俱好而多，但要完全校正、题跋者方为珍重。王雅宜、文待诏、陆师道、徐髯翁、祝京兆、沈石田、王质、王穉登、史鉴、邢参、杨仪、杨循吉、彭年、陈眉公、李日华、顾元庆、都穆、俞贞木、董文敏、赵凡夫、文三桥、湖州沈氏、宁波范氏、吴氏、金陵焦氏、桑悦、孙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