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对中国美学发展的影响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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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说只是营造幻想的“逍遥游”与“见素抱素”的清静境界,未能解答灵魂归宿问题。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哲学与世俗精神在魏晋年代显然已无法使人们的精神得以解脱,上升到新的心灵维度。

儒禅合流,对文人士大夫心理性格的影响无疑是增加了它的内倾色彩,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了首位,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这一变化,滥觞于盛唐,成形于中、晚唐,而大盛于两宋。禅宗强调“对境无心”,要求对一切境遇不生忧乐悲喜之情,又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看成是寻求解脱的途径,“担水背柴,莫非妙道”(《黄蘖断际禅师语录》),把世界的一切事物都看成是“真如”佛性的外在显现,“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这种“真如”佛性存在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这种真如佛性,不是语言所能传达、概念所能表现的,只有神秘的直觉——禅,才能把握。

从人的觉醒来说,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正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对人生不朽的探讨。正是这种精神的自觉,直接推动了中国文人士大夫对艺术追求的提升。

五、禅宗在中、晚唐时期对中国美学发展的影响 1、禅宗在对中、晚唐美学重心演变中的作用

在中国美学史上,中、晚唐是一个由前期向后期演变的关键时期。禅宗的“顿悟”说在这一时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离相无念”的主张强调在世俗的感性之中向精神的理想境界超越,在艺术和美学领域直接促使传统的感官验证式的艺术审美转向以内心感悟为主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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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式;其“自性顿现”的主张强调人的主体性,促使中晚唐以后的艺术创造由偏重写景、写实转向偏重写心、写意;其“法由心生”的主张突出了人的主观精神,使中晚唐以后的审美指向发生了由实向虚、由外向内的重点转移。禅宗顿悟说一方面继承并深化了中国古代以和谐为美的美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埋下了近代美学思想的种子,起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它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于此也可见一斑。

2、禅宗对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的影响

禅宗虽然是宗教哲理,但禅学的基本思想与艺术审美观有着相近和相似之处,尽管其本身是宗教体验而非纯粹的审美感知。

中晚唐之后,禅宗兴盛,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也就沿着这条线索发展,士大夫们谈禅成风,以禅论道、以禅评诗成为当时文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六祖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句备受文人的推崇,而惟信禅师“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审美感悟三阶段也颇受文人的赞赏,并随之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审美理想。文人士大夫们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使其审美情趣趋向清幽、平淡,韵味、意境、情趣成了美学中心,在艺术创作上,则表现为重“心” 而轻行,强调人的心灵的能动性,追求自由的人生境界。

文人们开始习惯于面对静谧的自然,空寂的宇宙,抒发着内心淡淡的情思,从中领略人生的哲理,又把它熔化在心灵深处。王维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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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钧寒江雪。”峭洁峻拔,遗世独立,也是这样。就是那些“文以载道”、“诗以采风”的倡导者们,亦同样如此:韩愈的文章,是有名的雄奇、通俗,但是他的诗,却孤僻、冷峭;白居易在讽喻诗以外,也大吟“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宽”,“脸上除去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其它如韦应物、李贺、贾岛等人,无不具有这种倾向,特别是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给人以任意玄思,茫然而不知所措的感觉,其审美趣味已完全脱离了儒家的“兴观群怨”的路线,不是那么讲究社会功利了。当然,这主要是社会时代变异使然,但禅宗理论对其审美趣味的影响作用亦属极其重要的因素。

由于唐代文士普遍有习禅风气,因此以禅入诗的情况相当之多。可以说,唐宋以来的诗歌发展,几乎是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忽视禅宗思想对于诗歌艺术创作与发展的影响,就无法正确全面地勾划出唐宋以来中国诗歌艺术发展的基本面貌。

以禅入诗对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产生了几方面的影响:一、题材的山水化。追求禅宗的泛神论境界,其结果必然醉心于对自然山水的观照冥想,而受禅学影响极深的诗人对自然亦表现出特别的偏爱;二、语言的通俗化。禅宗的偈颂和语录带来诗风的通俗化倾向;三、意向的哲理化。在禅与诗的互渗过程中,偈颂的诗化与诗的哲理化几乎是同步的。四、趣味的平淡化。禅宗自然适意,清净恬淡的人生哲学与审美趣味,成为唐宋后诗坛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理想,成为文人士大夫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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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禅宗对山水田园诗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唐代的山水田园诗以其独特的风格,标志着山水田园诗鼎盛时期的到来。唐宋以后,典型的山水诗常有极浓重的禅意。而在唐代山水田园诗创作群体中,王维最早接受禅宗理论,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禅宗理论对其美学趣味的渗透。

王维的许多山水诗,诗与禅高度融合,既有幽静的气氛、优美的画面,又有空灵的色彩、灵动的神韵,其晚年归隐辋川所作的山水诗集《辋川集》被人称为是“字字入禅”,是诗禅合一代表。我们要认识王维,不能不看其山水诗,看其山水诗,不能不看到禅宗对王维的影响。

在早年,王维主要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诗歌流露出一种昂扬向上的心态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会当百万师”(《老将行》),《观猎》、《从军行》、《陇西行》等等,都充满了一种豪情,他把“济人然后拂衣去,肯做徒尔一男子”(《不遇咏》)当作自己从政的一种理想。经历了张九龄失势及李林甫的执政这一唐朝政治的历史转折后,作为一个正直之士,王维看到强盛的唐王朝的日益腐朽与黑暗,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又作为张九龄一手提拔的旧人,王维实际上已被孤立,陷入了一种“举世无相识”的窘境。政治上的不得意,现实中的种种无奈,使得王维只能在佛禅之中找到平静,在山水之中寻求乐趣,自然山水是他心灵的憩息地,是他的避风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王维政治上的压抑感得到了某种缓解。晚年的王维以禅宗的态度对待一切,进而把这种心境融进了自己的诗歌,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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