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南方都市报主编程益中的演讲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导演好不好，而演员具有相当的可塑性。记者不好顶多是一个零，而编辑不好就是一个负数。所以一个不好的编辑比一个不好的记者害处要大得多。当然相反，一个好的编辑比一个好的记者益处也要大得多，假如我是一个制片人，我当然要挑选一个好的导演。
我其实是一个天生胆小之人
詹：有人说你很张扬很激越，也有人说你很内敛很腼腆，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程：复杂，兼而有之。我现在省视自己的时候，发现自己在赋予机构性格的同时，被机构异化，被机构赋予性格，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往往要代表企业说话。说着说着就人企合一了。当竞争需要企业飞扬跋扈的时候，它的领导人没有理由温温吞吞。我其实是一个天生胆小之人，极不情愿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中。内秀，明智，善良，机敏。工作需要我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时候，我就不能吞吞吐吐，结结巴巴。
詹：传媒巨子默多克有句办报语录：“提高报纸的发行量很简单，那就是降低格调。”你对此怎么看？
程：默多克这厮讲话赤裸裸。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通俗是一条走进大众的阳关道。我们是老百姓的报纸，是大众传媒；而不是贵族的报纸，不是小众传媒。装腔作势的高雅和扭扭捏捏的格调，其实傻得很滑稽。这样的高雅和格调其实是一条独木桥。咱们有几个贵族呀？再说贵族难道就不吃喝拉撒了？吃喝拉撒就很俗。
詹：你在很多场合谈到办报总是谈到做企业，你觉得报纸经营和企业运作的思路是相通的吗？
程：是相通的。我觉得，卖报纸跟卖猪肉是一个道理。当然，报纸还有它的其他特质，其他商品的社会属性没有报纸那么强，不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影响。报业属于服务行业才对头。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高，而社会把我们看得太重。看得太高，觉得自己是正义和良知的代表，是真理的化身，是道德法庭，是社会裁判所。这其实很值得怀疑。看得太重，觉得媒体可以号令天下，可以左右人民，所以要管住。
詹：你有没有研究一些商业企业的盛衰成败的东西？
程：很多人问我是不是读了很多商业方面的书，当时我觉得很冤，后来我读到了某些方面的书时候，我就会心一笑。原来某些方面的东西完全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另类其实是为了更主流
詹：在报业发展思路上，你曾经说过“另类其实是为了更主流”。此话怎讲？
程：另类是手段，主流才是目的；另类其实是为了更主流。这是南方都市报的一种谋略。在南方都市报刚刚问世的时候，我们不断寻找和张扬它与同类报纸的差异性，通过差异性谋求市场进入，实现生存价值。不断的告诉读者，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你有必要在读他们的同时读一读我们。一旦等到我们做大了，我们就要跟读者说，我们其实跟他们还是一样的，读了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读他们；只不过我们比他们更好。为什么必须主流？因为主流风险最小，市场接受程度最广；只有主流报纸，才能吸引主流读者，吸纳主流广告。 詹：你开始筹备南方都市报的时候，有想过今天这样的成功吗？ 程：哪条稿写得好不好？哪个标题制作得妥不妥？哪家报纸是怎么办的？哪家报纸的版面怎么样？我对这些东西根本不感兴趣，我觉得这应该是编辑记者思考的问题。我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政治，逻辑、谋略、哲学，作为一个企业的领袖，他应该考虑足够大和足够远的东西。应该思考明年怎么办，而不是明天怎么办。 詹：是不是又一种谋略？
程：办报还是讲究一种谋略的。什么时候打游击站，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偷袭几下，然后躲到深山老林；什么时候该打阵地战、打正规战、打集团的大的遭遇战，还是应该讲究策略的，在自己兵力十分弱小的时候，要尽量利用深山老林掩蔽一下，不要把实力暴露在对手面前。而一旦发展壮大，到了必须要一争高下，必须争夺第一把交椅的时候，大规模的集团作战、针锋相对和正面交手就在所难免了。
詹：你当初对南方都市报是怎么规划的？
程：对这个品牌的运作来说，我觉得是四个阶段吧。第一阶段(1997年)，我是谁？我来了，我叫南方都市报。第二阶段（1998年-1999年），我要干什么的？我要办一份综合性的城市日报，我要办一份全新的与人不同的报纸。第三个阶段(2000年)，我是什么？我是中国最好的报纸。第四个阶段：我就是我，南方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这样制定的。
詹：你们怎样处理媒体与社会的关系？
程：当这个社会十分理性的时候，媒体就要十分非理性；当这个社会十分非理性的时候，媒体就要十分理性；如果社会已经十分糟糕，愤怒就没有什么建设性，只会使环境变得更糟。
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 按：3月19日，南方人物周刊专访体育画报执行出品人程益中。以下为完全版本。 人物周刊：一年前，您设定的体育画报中文版在中国体育传媒和中国传媒的角色是什么？一年来体育画报中文版的发展是否如您所愿？在何种情况下，您会踏实地认为，这本杂志已经成功了？ 程益中：一年半以前我准备接手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时候，感觉压力挺大。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做的杂志项目，有许多杂志项目比体育类杂志赚钱容易。但接手之后，我就不敢再想困难了，一门心思只往做成的方向想——说实在的我那时尤其害怕失败，迫切需要一场新的胜利来安慰自己。
我给体育画报中文版设定的一周年目标是：寻求投资理念、制度设计和团队组建的最佳解决方案，建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准，树立中国体育新闻杂志新标杆，跻身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在杂志的内容和设计质量上获得读者高度认可，在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上赢得良好口碑，探索出一条与巨额投资相匹配的营收之道。我对体育画报中文版一年来的发展感到满意，因为我看到了曙光。 至于说怎样才算已经成功，我向来标准极高，无论做什么项目都想成为第一，因为第二是毫无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来享受不了成功的乐趣。说做体育新闻杂志的第一，这只是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最低目标；体育画报中文版至少要进入中国期刊第一阵营，做中国杂志TOP10；我坚定地认为，体育画报中文版必须做权威体育新闻供应商，优质生活方式倡导者，中国体育意见领袖。 人物周刊：对您而言，体育画报中文版是否太小了？服务平台的大小，是否影响了您的成就感？如何说服自己“归零”？ 程益中：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有事情做总比没事情做好，在当时这个选择对我来说是跌幅相对较小的一次倒下。再说我也需要养家糊口。 无论大事小事，凡事都想做到完美极致，我的成就感通常都是这样建立的。在目前形势下，服务平台的大小，可能影响我对社会的贡献，但不太影响我的成就感。我觉得现在不去利用媒体建设性地编织谎言和创造性地愚弄大众就已经功德无量了，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很侥幸，不在媒体权力中心而在边缘，不必再备受煎熬苦苦抗争。这对我个人来说又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并且我现在也没有把自己看的那么重要，感觉为自己为家人活着也是件很高尚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是一个心态能够及时调整复原的人，激烈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没有隔夜的苦恼和困扰。我只有绝顶的痛苦和绝望，因为绝顶所以并不构成实质上的伤害，所以剩下的反倒都是些有滋有味的快乐和希望，所以我说悲观至极便是达观。 我提倡归零，并不是因为我现在遇到了挫折，我对个人的遭际并不看得太重，我不感世伤怀。我从前在别人看起来很风光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既不背失败的包袱也不背成功的包袱，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是谁，都有一颗返璞归真的心。 人物周刊：您如何描述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体育画报中文版分别在您心目中的情感位置？ 程益中：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是我过去的沧海，而体育画报中文版是我现在的桑田，沧海也好桑田也罢，那都是我耕耘收获之所，它们共同导演我的未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怎么讲？用情太深，情何以堪。刻骨铭心过，撕心裂肺过，轰轰烈烈过。现在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依然是我的灯塔，在照耀我的远航。我不想诗化自己的过去。 人物周刊：您的职业最吸引您的特质是什么？您理想中的下一站是？ 程益中：这个职业与大众的权利和福祉息息相关，并且有可能让从业者赖以生存并获得生命价值，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再说我好像也没有别的专长。我理想的下一站？干嘛老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还是随缘吧，我从来都没有规划过自己的未来，也扼不住命运的咽喉。人生不确定性和戏剧性太多了，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部没有剧本的电影，一边生活一边播出，由不得你规划不规划；又好比一张不规则的大网，这张网的起点是生，终点是死，而从起点到终点，有无数路径，每到拐点便是歧路，我们就兜兜转转忙忙碌碌去吧；但起点和终点不变。人生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偶然性组成的，而偶然性的总和便是必然性；所以偶然性中包含着必然性，必然性中包含着偶然性。我的下一站，还是由偶然性决定吧。 人物周刊：北京生活和广州生活的区别是什么？北京是异乡还是归宿？ 程益中：除了皇帝、理想主义者、革命家和政客，在广州生活多年的人实在没有理由喜欢北京生活。我现在明白了，皇帝为什么喜欢下江南，为什么要修建颐和园和圆明园，为什
么要挖那么大的海子。但我并不像有些朋友那样对北京深恶痛绝，我觉得广州是母亲，北京像父亲，你对母亲依恋，对父亲反叛，这是可以理解的。广州有意思的地方是民间，是市民社会，是契约精神，你可以一定程度上少受权力的伤害，一定程度上自主自己的生活。而北京，最可恨的地方是权力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公平交易，无法建立平等互信。来北京，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了。 我才40来岁，感觉人生刚刚开始，现在谈归宿有点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北京不是我的归宿。古人说心安之处即故乡，从这个意义上讲，籍贯地、户籍地和流放地，都不可能是故乡。在何处安妥心灵，这对我来说，还真是一个问题。 人物周刊：身边不少同事说，既尊敬您过去的锋芒，也尊敬您现在的隐忍和妥协。您是否更隐忍和更妥协了？这两者是您一直以来的方法论吗？ 程益中：过去的锋芒也好，现在的隐忍和妥协也罢，我认为对我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刻意而为。我对人生的艰难困苦极其敏感，对加诸在所有人身上的不平与不公感同身受，嫉恶如仇，我的锋芒因而被砥砺而成，如果没有世间的不平和不公，我又何来锋芒可言？世间的不平和不公，便是我的磨刀石。而所谓的隐忍和妥协，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锋芒被折断，另一种是你不合时宜，你已经失去了亮剑的机会。 人物周刊：您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如何权衡过去两三年的得失？ 程益中：我是满意的。我常常对我的家人和朋友说，别抱怨，要知足，世上还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还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还抱怨什么呢。如果非得权衡，我觉得过去两三年里得大于失。经历那件事之后，个人得与失对我于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任何情况下我都觉得自己得远远大于失。我这里要交代的是，我对现实的看法，与个人境遇的关系不大，并不会随着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我从前在别人看来很风光的时候，对现实的看法也大致如此。 人物周刊：哪一种生活是现在的您鄙夷的，坚决不愿意过的？ 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比如说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比如说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与自己的良心搏斗，或者为了生活干脆抛弃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不这样做他也有日子过。 比较幸运的是，我现在能自主选择不屈辱的生活方式，尽管代价很大，但我觉得很值。 人物周刊：是否有心生厌倦之时？您应该不是无条件乐观的人。 程益中：要说厌倦，其实早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我早就不想再忍受了，早就想辞职了，作为报纸总编辑，作为报人，我受到的压迫和侮辱太多了。只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我出走的方式，看起来不像是自我放逐，而像是仓皇逃离。 我怎么能是一个乐观的人呢？我是一个达观的人，因为我悲观至极。 人物周刊：您字里行间的情怀、气概、力量因何而来？在您的心里，是否一直有个人和家国之间的清晰次序？ 程益中： 达则兼济天下，穷且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而我从事的职业，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在民主国家，这些意识其实不重要，但在中国就弥足珍贵。 人物周刊：您希望50岁时的自己是怎样的？ 程益中：我希望50岁时，自己更宽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愤怒，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平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下悲苦的英雄。 人物周刊：对您的最大侮辱，和您可能的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