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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火之后，典籍残灭，河间献王刘德，聘求幽隐、搜求余烬，广纳贤士，在河间形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儒学中心。由于其身处中国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时代，作为封建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他的学术活动与中央朝廷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构成了他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儒学也在冲突中遂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即后世所谓的“今古文经学”。 关键词：河间献王；河间儒学；封建与郡县；今古文经学 中图分类号：K244;K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4-0069-06 河间献王刘德，景帝第二子，景帝前二年立，由于他在王国中高举儒学，聘求幽隐，以重金搜求天下遗书，广招天下贤士，遂使河间成为了声名远播、鼎盛一时的儒学中心。这个中心对景武之世儒学的发展与变迁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是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由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过渡的关键环节，对汉代学术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河间献王生卒考 据梁萧绎《金楼子·说蕃》：“昔蕃屏之盛德者则刘德，字君道，造次儒服，卓尔不群??”云云，河间献王刘德可能字君道。①刘德确切生年，今已难考。据《汉书·诸侯王年表》孝景十四子下颜师古注：“此表列诸王次第与本传不同者，本传因母氏之次而尽言所生，表则叙其昆弟长幼。又临江闵王荣封时年月在后，故不同也。”景帝十四子刘德位次第一，除荣外“德最长”。又《汉书·景十三王传》：“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 非有同母兄馀，据《诸侯王年表》馀位次在刘德母弟阏后，刘德此时至少十七岁。吴楚之乱在景帝前三年，即公元前154年，史书以虚岁记，所以刘德最晚生于公元前170年。公元前170年景帝十九岁，德有同母兄刘荣，如按人的正常生育年龄，景帝生荣应不会早于虚岁十五岁，生刘德则在十六岁，即公元前173年以后。综上所述，刘德生年当在公元前170-173年间。 刘德薨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年四十二三岁左右，此前曾朝见武帝。关于刘德的死因，史汉都语焉不详，后来学者对其死因颇有争议。《史记·五宗世家》裴姻《集解》引《汉名臣奏》杜业语，说献王来朝时，武帝“问五策，献王辄对无穷。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金楼子》从其说。但清儒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王身端行治至宜谥曰献王。献王，策谥之辞，褒崇若此。五宗世家注中杜业之语。知其无稽。”［1］(P286)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证何焯的话表示认同。王先谦进一步指出：“史表，武帝元光五年献王来朝，即王之二十六年也，归后即薨，此自当时流传之误。”［2］(P1106)对于何焯的观点，徐复观进行了批评：“何焯小儒，对政治全无了解，其言至鄙笑”，并指出：“刘德非以罪死，系以猜嫌忧愤而死。”［3］(P110) 考之《汉书》，献王与武帝的矛盾可追溯到献王母栗姬与武帝母王夫人后位之争。据《汉书·外戚传》，献王母栗姬被幽死，其兄栗太子荣被废，王夫人后位身份和武帝太子地位的取得，都与王夫人和长公主导演的阴谋有关。又据《汉书·卫绾传》，在这场斗争中，“栗卿之属”并遭诛戮。“栗卿之属”的献王幸免于难，作为受害者，当然最清楚其中阴私，其存在对武帝母子来说始终是道德心理上的压力。且栗太子被废及死后，献王在景帝诸子中最长，对于帝位来之非正的武帝来说，这无疑更加深了对献王的猜忌。所以钱穆说：“则献王之见忌于武帝，盖视淮南尤益甚矣。考景帝子十四人，惟献王与栗太子同母（案献王有母弟临江王阏，早卒）。栗太子废而献王于诸子中年最长，又得贤名，武帝之忌献王，有以也。献王即以来朝之年正月薨，其时朝十月，盖归而即卒，杜业之奏，非无据也矣”。［4］(P72) 考诸现存最早的刻本百衲本、明北监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只记献王“来朝”而无“薨”字，而考校过日本所藏诸古本的《史记会注考证》亦只记献王“来朝”，无“薨”字，此应不是流传抄写脱漏，当是太史公笔法，暗示了献王不得其死。武英殿本《史记》此处有“薨”字，而殿本据明北监本刻印，故此处应是清人增衍。又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刘德受封为河间王后，“来朝”者共四次。前此三次均在景帝年间，分别是公元前154年、148年、143年。而此后的13年间，其他诸侯纷纷来朝，刘德一直未进京行朝觐之礼。对武帝的朝觐，仅武帝元光五年，即公元前130年一次，时武帝已继位十一年。作为造次必以儒者的献王，不可能违背六艺经典中所强调的朝聘大礼。他之所以不来，应是认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杜业的说法更为准确。“因以终”，透露出献王之死，不仅是忧愤而死，乃是被逼无奈，以一种隐藏的方式自杀而死，正是儒家所强调的“不遗过于君”的方式。“汤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武帝此言，等于诬指献王所为是出于夺取帝位和谋反的野心，他的作为和存在是朝廷的严重威胁，即将有诛灭的后果。“王其勉之”，言下之意，要献王自己决定怎么办。献王选择“纵酒听乐，因以终”，可谓用心良苦。据史汉《河间献王传》皆记载：“山东诸儒多从其游”；《汉名臣奏》杜业语：“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俊雄众儒皆归之。”献王是天下士人之领袖，享有极高的声望，这样做既保住了献王的宗族和与之交游的儒者，又保住了武帝征讨手足、残杀贤良的名誉，使其免受舆论的压力，也解
除了武帝的顾虑。这正合武帝心意，因而武帝大悦，同意了“献”这样一个美谥。而所谓“聪明睿智”正是献王死因的一个最好注解。 二、河间献王与河间儒学 据《汉书》等文献可考见献王生平主要学术活动。他在景帝二年被立为河间王，在王国中高举儒学，且身体力行，言行举止都遵循儒家的礼仪法度，并推行儒家的仁政，以民为本，“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遭遇秦火之后，六艺经典已经残缺不完，佚散民间，他聘求幽隐，收拾余烬，以重金求购天下遗书，并抄写好的副本给原主，自己留下真本，“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古文先秦旧书几乎都被网罗。为表彰六艺之学，他特立毛公、贯公分别为《毛诗》、《春秋左氏传》博士，《西京杂记》卷四并记其“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由是“山东诸儒多从其游”，“天下俊雄众儒皆归之”，河间遂成声明远播、鼎盛一时的儒学中心。献王和这个中心的学术活动可以概括为： （一）搜求整理文献。献王与河间儒者的功业首先在搜求整理经典上，因着这些经典儒学得以重新焕发光芒，学统和传统文化得以沿续。河间用重金搜求天下“善书”，“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河间所整理保存的文献，清儒戴震在《河间献王传经考》一文中，认为有：《周官》、《毛诗》、《左氏春秋》、《礼》、《礼记》、《孟子》、《老子》；而《仪礼》，大、小戴《礼记》，多采自献王之《古文礼》与《记》。［5］(P1-2)这里戴氏主要根据《河间献王传》、《艺文志》、郑玄《六艺论》的明文，对于献王本传中“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礼乐志》中“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都未予回答。而河间如此之巨的典籍文献与《汉书·艺文志》著录文献的源流关系，《汉书》没有明文，现代学者也很少思考这个问题。《隋书·经籍志》曾试着解决这一问题，但并未引起学者的重视。《隋书·经籍志》非常肯定地认为《司马穰苴兵法》、《明堂阴阳记》等在河间言礼乐事五百篇之列。戴震可能觉得其说没有明文根据，在《河间献王传经考》中未予理会。实际上，《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并非无稽之谈。考之《汉书·礼乐志》：“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据此汉代关于“礼仪”的文献分三部分，一部分为叔孙通所撰，但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一部分是古礼文献，为河间所采辑；一部分士礼文献，为五家之儒所传，与古礼文献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汉世的古礼文献，是河间辑佚而得的。可见《隋书·经籍志》信而有征，所据即《汉书·礼乐志》。如今天我们发现古籍简编一样，整理校刊是一个巨大精细的工程。《汉书》说他“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颜师古给这句话作注，说“真，正也。留其正本”。李致忠认为，这说明河间献王刘德不但是位“很重视文化遗产的人”而且版本学史上献王可能是最早注重底本、善书的人。［6］(P2)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摘要：秦火之后，典籍残灭，河间献王刘德，聘求幽隐、搜求余烬，广纳贤士，在河间形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儒学中心。由于其身处中国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时代，作为封建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他的学术活动与中央朝廷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构成了他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儒学也在冲突中遂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即后世所谓的“今古文经学”。 关键词：河间献王；河间儒学；封建与郡县；今古文经学 中图分类号：K244;K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4-0069-06 河间献王刘德，景帝第二子，景帝前二年立，由于他在王国中高举儒学，聘求幽隐，以重金搜求天下遗书，广招天下贤士，遂使河间成为了声名远播、鼎盛一时的儒学中心。这个中心对景武之世儒学的发展与变迁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是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由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过渡的关键环节，对汉代学术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河间献王生卒考 据梁萧绎《金楼子·说蕃》：“昔蕃屏之盛德者则刘德，字君道，造次儒服，卓尔不群??”云云，河间献王刘德可能字君道。①刘德确切生年，今已难考。据《汉书·诸侯王年表》孝景十四子下颜师古注：“此表列诸王次第与本传不同者，本传因母氏之次而尽言所生，表则叙其昆弟长幼。又临江闵王荣封时年月在后，故不同也。”景帝十四子刘德位次第一，除荣外“德最长”。又《汉书·景十三王传》：“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 非有同母兄馀，据《诸侯王年表》馀位次在刘德母弟阏后，刘德此时至少十七岁。吴楚之乱在景帝前三年，即公元前154年，史书以虚岁记，所以刘德最晚生于公元前170年。公元前170年景帝十九岁，德有同母兄刘荣，如按人的正常生育年龄，景帝生荣应不会早于虚岁十五岁，生刘德则在十六岁，即公元前173年以后。综上所述，刘德生年当在公元前170-173年间。 刘德薨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年四十二三岁左右，此前曾朝见武帝。关于刘德的死因，史汉都语焉不详，后来学者对其死因颇有争议。《史记·五宗世家》裴姻《集
解》引《汉名臣奏》杜业语，说献王来朝时，武帝“问五策，献王辄对无穷。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金楼子》从其说。但清儒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王身端行治至宜谥曰献王。献王，策谥之辞，褒崇若此。五宗世家注中杜业之语。知其无稽。”［1］(P286)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证何焯的话表示认同。王先谦进一步指出：“史表，武帝元光五年献王来朝，即王之二十六年也，归后即薨，此自当时流传之误。”［2］(P1106)对于何焯的观点，徐复观进行了批评：“何焯小儒，对政治全无了解，其言至鄙笑”，并指出：“刘德非以罪死，系以猜嫌忧愤而死。”［3］(P110) 考之《汉书》，献王与武帝的矛盾可追溯到献王母栗姬与武帝母王夫人后位之争。据《汉书·外戚传》，献王母栗姬被幽死，其兄栗太子荣被废，王夫人后位身份和武帝太子地位的取得，都与王夫人和长公主导演的阴谋有关。又据《汉书·卫绾传》，在这场斗争中，“栗卿之属”并遭诛戮。“栗卿之属”的献王幸免于难，作为受害者，当然最清楚其中阴私，其存在对武帝母子来说始终是道德心理上的压力。且栗太子被废及死后，献王在景帝诸子中最长，对于帝位来之非正的武帝来说，这无疑更加深了对献王的猜忌。所以钱穆说：“则献王之见忌于武帝，盖视淮南尤益甚矣。考景帝子十四人，惟献王与栗太子同母（案献王有母弟临江王阏，早卒）。栗太子废而献王于诸子中年最长，又得贤名，武帝之忌献王，有以也。献王即以来朝之年正月薨，其时朝十月，盖归而即卒，杜业之奏，非无据也矣”。［4］(P72) 考诸现存最早的刻本百衲本、明北监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只记献王“来朝”而无“薨”字，而考校过日本所藏诸古本的《史记会注考证》亦只记献王“来朝”，无“薨”字，此应不是流传抄写脱漏，当是太史公笔法，暗示了献王不得其死。武英殿本《史记》此处有“薨”字，而殿本据明北监本刻印，故此处应是清人增衍。又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刘德受封为河间王后，“来朝”者共四次。前此三次均在景帝年间，分别是公元前154年、148年、143年。而此后的13年间，其他诸侯纷纷来朝，刘德一直未进京行朝觐之礼。对武帝的朝觐，仅武帝元光五年，即公元前130年一次，时武帝已继位十一年。作为造次必以儒者的献王，不可能违背六艺经典中所强调的朝聘大礼。他之所以不来，应是认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杜业的说法更为准确。“因以终”，透露出献王之死，不仅是忧愤而死，乃是被逼无奈，以一种隐藏的方式自杀而死，正是儒家所强调的“不遗过于君”的方式。“汤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武帝此言，等于诬指献王所为是出于夺取帝位和谋反的野心，他的作为和存在是朝廷的严重威胁，即将有诛灭的后果。“王其勉之”，言下之意，要献王自己决定怎么办。献王选择“纵酒听乐，因以终”，可谓用心良苦。据史汉《河间献王传》皆记载：“山东诸儒多从其游”；《汉名臣奏》杜业语：“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俊雄众儒皆归之。”献王是天下士人之领袖，享有极高的声望，这样做既保住了献王的宗族和与之交游的儒者，又保住了武帝征讨手足、残杀贤良的名誉，使其免受舆论的压力，也解除了武帝的顾虑。这正合武帝心意，因而武帝大悦，同意了“献”这样一个美谥。而所谓“聪明睿智”正是献王死因的一个最好注解。 二、河间献王与河间儒学 据《汉书》等文献可考见献王生平主要学术活动。他在景帝二年被立为河间王，在王国中高举儒学，且身体力行，言行举止都遵循儒家的礼仪法度，并推行儒家的仁政，以民为本，“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遭遇秦火之后，六艺经典已经残缺不完，佚散民间，他聘求幽隐，收拾余烬，以重金求购天下遗书，并抄写好的副本给原主，自己留下真本，“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古文先秦旧书几乎都被网罗。为表彰六艺之学，他特立毛公、贯公分别为《毛诗》、《春秋左氏传》博士，《西京杂记》卷四并记其“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由是“山东诸儒多从其游”，“天下俊雄众儒皆归之”，河间遂成声明远播、鼎盛一时的儒学中心。献王和这个中心的学术活动可以概括为： （一）搜求整理文献。献王与河间儒者的功业首先在搜求整理经典上，因着这些经典儒学得以重新焕发光芒，学统和传统文化得以沿续。河间用重金搜求天下“善书”，“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河间所整理保存的文献，清儒戴震在《河间献王传经考》一文中，认为有：《周官》、《毛诗》、《左氏春秋》、《礼》、《礼记》、《孟子》、《老子》；而《仪礼》，大、小戴《礼记》，多采自献王之《古文礼》与《记》。［5］(P1-2)这里戴氏主要根据《河间献王传》、《艺文志》、郑玄《六艺论》的明文，对于献王本传中“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礼乐志》中“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都未予回答。而河间如此之巨的典籍文献与《汉书·艺文志》著录文献的源流关系，《汉书》没有明文，现代学者也很少思考这个问题。《隋书·经籍志》曾试着解决这一问题，但并未引起学者的重视。《隋书·经籍志》非常肯定地认为《司马穰苴兵法》、《明堂阴阳记》等
在河间言礼乐事五百篇之列。戴震可能觉得其说没有明文根据，在《河间献王传经考》中未予理会。实际上，《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并非无稽之谈。考之《汉书·礼乐志》：“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据此汉代关于“礼仪”的文献分三部分，一部分为叔孙通所撰，但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一部分是古礼文献，为河间所采辑；一部分士礼文献，为五家之儒所传，与古礼文献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汉世的古礼文献，是河间辑佚而得的。可见《隋书·经籍志》信而有征，所据即《汉书·礼乐志》。如今天我们发现古籍简编一样，整理校刊是一个巨大精细的工程。《汉书》说他“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颜师古给这句话作注，说“真，正也。留其正本”。李致忠认为，这说明河间献王刘德不但是位“很重视文化遗产的人”而且版本学史上献王可能是最早注重底本、善书的人。［6］(P2)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总之，献王和河间众儒二十六年间，对古代典籍的搜求整理、聚残补缺、较实取正，其本身就是汉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传统文化保存和传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献王和河间儒者的努力，汉代儒学和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司马光在《传家集·河间献王赞》中说：“噫！微献王六艺其遂殪乎！故其功烈至今赖之。”唐世隆在《修河间献王陵庙碑记》中说：“天不丧斯文，乃有河间献王德者，修学好古，被服儒术，招集四方文学之士，购求遗书，献雅乐，补《周礼》，慨然以斯道为己任焉。”［7］ （《文苑志》） （二）兴修礼乐。为实现礼乐治国的理想，河间在搜集整理典籍文献的同时，还对残灭已久的周代礼乐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和制作。关于河间兴修礼乐事，《汉书》有多处明文。献王本传说他“修礼乐，被服儒术”。《艺文志》：“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礼乐志》：“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汉书·艺文志》还有：“《河间周制》十八章，似河间献王述”。《后汉书·张纯传》还载，有“河间古辟雍记”传世。又《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 邓展曰：“《乐语》，《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价，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 这里的《乐语》，学者常与河间所作《乐记》相混淆，其实不然。从其内容上看当是言度量衡制度之书，亦为河间兴修礼乐的一部分。这与刘歆《钟律书》相类，从名称看是言音乐，内容实为言度量衡等制度之文献。这是因为古人律历合一，以律生历，皆以黄钟律标准为数，专言律者为生黄钟法和度量衡，专言历者为历书，合二为一为律历。因为二者皆以黄钟律为标准，所以律历被属之乐官。《汉书·律历志》：“汉兴，北平侯张苍首律历事，孝武帝时乐官考正。”又因数者“本起于黄钟之数”，故《乐语》又叫《乐元语》。 经过二十六年努力周代礼乐系统基本被修复制作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倾注了献王及河间儒者极大的心血。因此，元光五年，明知非常危险，献王仍义无反顾地朝觐武帝，将这些古乐大礼进献给中央，希望中央朝能够采纳推行。虽然献王最后的努力失败了，正如班固在《礼乐志》中所说得：“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他对古代礼乐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发明绍述。不但搜求整理文献，制礼作乐，献王及河间儒者还对这些经典和礼乐的义理进行了发明绍述，围绕着他们的政教理想，对儒学进行了系统化的建构，在儒学思想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班固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既概括以献王为首的河间儒者整理文献的态度，也精准地概括了他们的儒学思想。“修学好古”，是指对儒学传统的努力继承，“实事求是”则是指根据客观现实进行发展重构。限于篇幅我们不能过多展开，仅以人性论为例。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正贯》中说：“故明于情性乃可与论为政，不然，虽劳无功。”自孟子以下至汉儒，诸子百家在建构其学说体系时都将人性论作为其立论的基点，也是各家学说争论的焦点。献王们也不例外，他们在反思孟、荀思想的基础之上，又吸收先秦诸家的思想，在《乐记》《汉书·艺文志》：“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由于对“与禹不同”的理解有分歧，学者对《礼记·乐记》是否为河间所作存在争论。实际上这是学者对河间文献的流传不明造成的误读，刘向校书所得《乐记》乃中秘《乐记》正本，而王禹所传《乐记》为民间流传本，在流传中出现了讹误和增衍。因此，“与禹不同”乃是指不同底本，这一点，亦为郭沫若先生肯定。中提出了“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的人性论思想，作为其“实事求是”之学和政教思想体系的基石。这里献王跳出了性恶性善论的纠缠，将人的本性定为“人生而静”上，人性的发展完全是受到外在环境“物”的影响，“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因而必须重视外在客观环境“物”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