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耆夜》考论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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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进行“编织情节”运作的结果,其目的就是为了尊隆文、武、周公,以抵消来自其他学派非议圣贤、否定周制的巨大压力37。

清儒顾炎武在谈到春秋、战国社会风俗差异时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38《左传》引《诗》次数277次39,襄公40次,昭公54次,定公四次,哀公3次,昭公以后,周道衰微,歌诗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贵族间已很少赋诗以附庸风雅,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化风格,伪托也需要一定的材料基础和社会环境,不能完全向壁虚构,战国时期,邦无定交,诸侯无信,饮酒赋诗的礼乐环境已不复存在,清华简《耆夜》是流传到楚地的抄本,并不是楚人所作,因此清华简《耆夜》武王、周公赋诗场景出于战国楚人伪托的可能性并不大。

学者单纯从清华简《耆夜》某一点内容出发,对它断代是很危险的,必须综合考虑《耆夜》竹简内容、形制及先秦《尚书》传流等各种因素,才能对它的成书年代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估价。清华简《耆夜》说“周公叔旦为命”,从周公致诗劝酒来看,“命”在饮至礼上为劝酒的职位,正与《尚书·金縢》周公“仁若考能,多材多艺”对应。周公作《尚书·酒诰》,告诫百官“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要勤劳王家,恭俭惟德,力戒淫逸,周公致政后,恐成王壮,荒淫政事,作《尚书·无逸》,勉励成王要“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他摄政时,从不荒淫政事、怠于职守。清华简《耆夜》周公赋《蟋蟀》旨意是“乐而毋荒”,意为享乐以礼,不要过度沉溺,与《尚书》、《史记》中周公恭于勤政的圣王形象是非常一致的。

在竹书分类中,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形制,二是内容。清华简《程寤》、《皇门》、《祭公顾命》文本内容见于今本《逸周书》,《程寤》简长44.5厘米,《皇门》、《祭公顾命》简长45厘米,清华简《耆夜》简长45厘米,其简长、形制与《皇门》等篇非常相近。

《逸周书·大开武》说“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酆”,所记之事正值武王即位之年,按照武王即位未尝改元的说法,清华简《耆夜》所记“武王八年”正是这一年。《大开武》篇说“王在酆”,酆京在沣水西,清华简《耆夜》饮至礼的地点正是镐京文太室,镐京在沣水东,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大开武》武王活动的范围可以对应。《逸周书·大开武》周公说:“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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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群:《清华简《夜》与尊隆文、武、周公——兼论战国楚地之《诗》学》,《东岳论丛》,2010年第6期。 顾炎武:《日知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4页。 39

张林川、周春健:《〈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乐破德,德不纯,民乃失常。”陈逢衡云:“淫,过也。”40周公认为,过度的安乐会损害君子的道德,君子道德不纯美,百姓就会失去常性。清华简《耆夜》说“康乐而毋荒”,意指享乐而不过度、不违礼,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大开武》对周公政治思想论述相同。《逸周书·大开武》说“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内容见于清华简《程寤》,因此,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大开武》、清华简《程寤》篇是一组内容密切关联的文献。

清华简《耆夜》文中“邵公奭、毕公高”见于《逸周书·和寤》篇,《明明上帝》一诗见于《逸周书·世俘》篇,作《明明》41,毕公是伐耆的主将,武王是当时在位的君主,周公只是谋划,论功绩,周公不如毕公,论地位,周公明显不如武王,但在清华简《耆夜》中,周公却成为故事的主角,在这主角、配角的置换中,其尊崇周公的倾向与《逸周书》中的《酆保》、《寤儆》篇非常接近。鉴于《耆夜》竹简形制、内容及尊崇周公的思想主旨与《逸周书》密切关联,我们认为,清华简《耆夜》很可能是先秦《逸周书》的佚篇。

传世文献是出土文献的时代坐标,《逸周书》本来是清华简《耆夜》断代的最好参照,但由于《周书》和《汲冢周书》先后亡逸,《逸周书》由汉到宋,书中存在很多后人增窜的内容42,其成书年代众说纷纭43,这是造成清华简《耆夜》年代难以准确判定的重要因素。清华简《耆夜》与《逸周书》的不同之处在于,清华简《耆夜》未经后人改动,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进行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结果是公元前305±30年,由撰作年代要早于下葬年代,可定清华简成书的下限在战国中晚期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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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书下限和郭店简非常接近,这为清华简《耆夜》的断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郭店简《缁衣》引《祭公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息庄后,毋以嬖士息

大夫、卿事。”45我们知道,《祭公之顾命》为今本《逸周书》的篇章,郭店简《缁衣》所引其他篇章,如《甫刑》、《君奭》等,无一例外皆属今本《尚书》,廖名春先生据此认为,《逸周书》许多篇目本来就是先秦《尚书》的一部分46。

但廖说尚存一点疑问,一是古书重文现象多见,不同古书会收有相同篇目,能否以一篇《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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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65页。 李学勤:《清华简〈耆夜〉》,《光明日报》,2009年8月3日第12版。 42

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45页。 43

杨宽认为《逸周书》为战国兵家编辑,黄怀信把《逸周书》编定时间定在在公元前532年至339年之间,罗家湘则根据《逸周书》在先秦文献中被著录、引用的情况,确定《逸周书》编成于春秋早期,参杨宽.《论逸周书》,《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1期;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9页;罗家湘:《逸周书的异名与编辑》,《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 44

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6期。 45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46

廖名春:《郭店楚简〈缁衣〉引〈书〉考》,《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公之顾命》推论《逸周书》七十一篇的情况?清华简除《尹至》、《尹诰》、《傅説之命》等篇属于《尚书》篇目外,它还存有《祭公之顾命》、《程寤》、《皇门》三篇,皆是今本《逸周书》篇目,它们简长45厘米,与清华简《尹至》、《尹诰》等篇形制相同,郭店简《缁衣》只能证明《祭公之顾命》一篇属于先秦《尚书》,而清华简证明今本《逸周书》中《祭公之顾命》、《程寤》、《皇门》三篇皆与先秦《尚书》并存,清华简与郭店简《缁衣》成书时间接近,二者相互印证,可知战国中期左右,《逸周书》与《尚书》尚未分开,二者是同源一体的。

《左传》襄公十三年:“《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维永。”引文见今本《尚书·吕刑》。《左传》襄公十一年又说:“《书》曰:居安思危。”引文见于《逸周书·程典》。《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见于《逸周书·常训》。《左传》引《尚书》47次,引《逸周书》4次47,而且把《尚书》、《逸周书》都称作《书》,名称相同,证明《左传》所引《逸周书》其实是保存在《尚书》之内,都属于先秦《书经》。鲁襄公在位的年代是公元前575-542年,郭店简《缁衣》成书于子思及其弟子时代(约公元前438-402年),清华简成书的下限在公元前305±30年,可知至少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晚期,《逸周书》一直保存于《尚书》之内,两者是一本书,而不是两本书。

《左传》文公二年:“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杜豫注曰:“《周志》,周书也。”48《四库总目提要》卷五十说:“然《左传》引《周志》“勇则害上,不登於明堂”,又引《书》“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书》“居安思危”,又称“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书》(《逸周书》)中。”杜预及四库馆臣皆注意到《左传》文公二年引《周志》见于《逸周书·大匡》,因此《逸周书》与《尚书》一体并存的时间可以进一步确定为春秋文公时期(约公元前626-609年)至战国中晚期。从春秋文公时期至战国中期,《逸周书》与《尚书》一体并存,且清华简未经后儒改编,清华简《耆夜》作为《逸周书》的佚篇,其成书的下限应在春秋时期文公之前。

关于清华简《耆夜》成书的上限,清华简《耆夜》说:“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大室”一词在殷墟卜辞中已经出现,但西周早、中期金文多称“大室”,很少见“文大室”,《伊簋》:“王各穆大室。”(《集成》8.4287)49穆大室即穆王太庙,“文大室”是指文王大庙,文大室与穆大室称法非常接近,而《伊簋》的时代是西周晚期,由文大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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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远:《周秦〈尚书〉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4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20页。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殷周金文集成》(简称《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版。下引金文皆出此书,每条末括号中数字为其序号。

清华简《耆夜》产生的时代不会太早。《礼记大传》说灭商后,武王追封太王、文王,在武王伐耆国在灭商之前,当时并没有“文王”这一谥号。《呂氏春秋·古乐》说:“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於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吕氏春秋》明确记载武王灭纣后,把俘虏献于“京太室”,而不是“文太室”,由“文太室”可证清华简《耆夜》是出于后人的追述。

清华简《耆夜》文句古朴典雅,但与《尚书》诘屈聱牙的风格尚有距离,《尚书·酒诰》说“湎于酒”,“祀兹酒”,《尚书》多单称“酒”,而《耆夜》称美酒为“旨酒”,用合成词“饮酒”,而“饮酒”一词不见于《尚书》。《尚书》用“今”,清华简《耆夜》用“今夫”,《尚书》中《大禹谟》、《咸有一德》、《蔡仲之命》用“和”,《尚书·禹贡》用“同”,《尚书》未见“和同”联用,清华简《耆夜》说“庶民和同”,“和同”联用。《尚书》多单音词,清华简《耆夜》多复音词,从汉语单音词发展至双音词的规律看,清华简《耆夜》成书年代当晚于《尚书》。

陈致先生认为金文在西周中期以后,才普遍出现了四言韵语,清华简《乐诗》用韵比较成熟,诗句比较规范,应是西周晚期或以后的作品50。但金文只是当时社会文献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其实西周四言韵语的出现是非常早的。《孔子家语·冠颂》记载成王加冠辞:“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服)衮职,钦若昊命,六合是式。率尔祖考,永永无极。此周公之制也。”《仪礼·士冠礼》记录了古代贵族男子二十岁加冠的祝辞,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说苑·修文》作:“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尔幼志,慎尔成德。”《仪礼·士冠礼》、《说苑·修文》与《孔子家语·冠颂》始加祝辞内容接近,用语稍有不同,证明《孔子家语·冠颂》等书所记冠辞的可信性,而《孔子家语·冠颂》明确说成王冠辞出于周公,可知其时代当在周初。

《仪礼·士冠礼》再加冠辞曰:“吉日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三加冠辞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俱)在,以成厥德。黄耈无疆,受天之庆。”这些皆为四言韵语。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康王)三年,定乐歌。”以上诸例说明在康王之前,已有四言韵语文体的存在。

由于四言韵语长期在祝史中间流传,成为程式化的套语,反而不易确定清华简《耆夜》年代,但陈先生启发我们,语言虽不断变化,但在较长时间段内普通词汇的使用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金文有明确的时间断代,我们将清华简《耆夜》普通词汇与西周、春秋金文对比,则会大致确定清华简《耆夜》的成书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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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致:《战国楚简重光——清华大学李学勤访谈录》,香港《明报月刊》,2010年第5期,第6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