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郑国渠对的历史意义 - 图文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附图4 宋元引泾渠口遗迹示意图
丰利渠是泾渠在宋代最成功的渠首改造，效益也很显著。蔡溥《开修洪口石渠题名记》曰：“土石之工毕，于是平导泾水深五尺下泻三白故渠，增溉七县之田，一昼夜所溉田六十顷，周一岁可二万余顷”。侯蒙《丰利渠开渠纪略》则曰：“疏泾水入渠者五尺，汪洋湍驶，不舍昼夜，稚耆欢呼，所未尝见。凡溉泾阳、醴泉、高陵、栎阳、云阳、三原、富平七邑之田总三万五千九十有三顷”。蔡溥和侯蒙所说溉田面积并非实灌面积，而是按一昼夜灌田六十顷365天全部不停来计算出来的理论值。实际上，泾水洪汛期是不能灌溉的，要闭渠，而庄稼在风调水顺时也不要浇水；同时灌溉农田面积与每年实灌面积也是不一样的，即有些田地每年是浇灌两遍的。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说：“旧日渠下可浇五县地九千余顷”，从丰利渠石渠“下宽一丈二尺，上宽一丈四尺，导泾水五尺”的过水断面估算，其引水流量有十多个立方米/秒，灌到八九十万亩即《长安志图》所谓九千余顷，已属不易，绝对达不到上述宋人所谓的二万甚至三万余顷。
宋建丰利渠初为无坝自流引水，其后因泾河下切，渠高河低，故只得采用筑石囤堰之法，壅水入渠，元代前期曾经多次维修。至大元年（1308），王琚为西台御史，因其曾为泾阳县尹，亲自参与过泾渠修治工作，能够认识到引渠灌溉的重要性，也能体察泾渠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宋丰利渠因河道下切而显得太过高悬，于是建言重开引水渠首，向上游延伸。“至大三年（1310），陕西行台御史王承德[24]言。泾阳洪口展修石渠，为万世之利。由是会集奉集奉元路三原、泾阳、临潼、高陵诸县，洎泾阳、渭南、栎阳诸屯官及耆老议，如准所言，展修石渠八十五步，计四百二十五尺，深二丈，广一丈五尺。??自延祐元年（1314）二月十日发夫匹入役，至六月十九日委官言，石性坚厚，凿仅一丈，水泉涌出，近前续展一十七步”[25]。
这是元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改筑渠首工程，不过因工程并没有按照原来设计的标准开凿好引水石渠，故后来屡有兴筑，终至于完成。至元初年，御史宋秉亮详细考察了泾渠渠首，认为上次所开王御史渠“犹有三尺未开，宜与（于）旧凿渠底通行计料，再令开凿加深八尺，如此不待囤堰之设，先有五尺自然之水入渠”[26]。至元二年（1336），“再开四千四百零二工一分，五年再开一万五千九百六十五工”[27]。
元代最初利用宋代丰利渠首，后来开凿新渠口，即王御史渠首。其位置据《元史·河渠志》，王琚所修新渠是于丰利渠上“展修石渠，为万世之利”，或曰“更开石渠五十一丈”。用“更开”和“展修”来叙述王御史渠的兴建，说明王御史渠是由丰利渠口向上游延伸，王御史渠口在距今泾惠渠大坝1056米处，参见附图4 。
关于元代泾渠的灌溉面积，文献记载的差别很大。据《元史·河渠志二》，英宗至治元年（1321），陕西屯田府言，泾渠“浇溉官民田七万余亩”；而在文宗天历二年（1329），陕西省准屯田府又认为是：“分流浇溉民田七万余顷”。二者一字不同，而灌田面积却相差
百倍。不过，细究起来，二种观点皆不可信，一失之小，一偏于大。《元史·河渠志三》记载有王御史渠修成后的浇灌面积，谓“凡溉农田四万五千余顷”，此也失之偏大。从渠首新开断面尺寸及渠系仍循旧制来看，其灌溉面积不会大于唐宋时代。李好文《长安志图》所载似乎最为可信，其曰：“旧日渠下可溉五县地九千余顷，??即今五县地亦开遍，大约不下七八千顷”[28]。明人项忠也认为泾渠溉田数，“至元犹溉八千顷”[29]。从洪堰引水至多达到120徼来看，元代实际灌溉面积在七八千顷是较为可信的。因为泾河河道下切的自然原因，引水越来越困难。故元代王御史建成后的最大灌田规模估计也不会超过此数。 明代直接上承的是元王御史渠，据相关文献记载，明代较大规模地整治引泾工程，至少进行了六次。第六次整治工作议于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开工于宪宗成化元年（1465），竣工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是明代历次修治泾渠工程中用工最多、历时最长、工程规模最大、灌溉效益最好的一次。此举发动了引泾灌区内的醴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六县人民参与其事。渠段的大部分是仍旧迹疏通之。而原渠口位置则因泾河向下切蚀使河床低深，渠口相对显得高仰而难以进水，成为影响洪渠入水量严重不足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次更上移渠口，然渠口上移则要穿凿大、小二龙山。二龙山的石质非常坚硬，故在工程进行中，每遇刚顽之石，则聚火镕铄而穿窦，工程艰巨异常，也极耗费工时。此项工程先由右副都御史陕西巡抚项忠主持修凿,未竞工而项忠被召还朝。成化十二年（1476）,继由右都御史陕西巡抚余子俊赓续其后,前后“积十七年之久始告竣”，改名为广惠渠，凡溉泾阳、三原等六县田八千三百余顷[30]。
明代后期凿广惠渠石渠时，就遇到了许多泉源，当时聚之天涝池，以冲淤沙，清理渠道，史称“元、明疏泉以行淤，如筛珠、碧玉、鸣翠诸泉汇为天涝池，迨余子俊凿龙眼泉，其颠浚巨井，龙洞之名昉焉”[31]。余子俊于明成化年间续修广惠渠，凿大小龙山，得泉源多处，后广惠渠修成，“决去淤塞，遂引泾入渠，合渠中泉水深八尺余，下流入大渠，汪洋如河”[32]。如此看来，引泾与聚泉汇入渠中在明代已经是普通的事实‘这为清乾隆时拒泾引泉奠定了基础。
清代前期多次对明代所建的广惠渠进行维修，由于明广惠渠首已深入泾谷深处，河谷相对狭窄，每年汛期，洪水泛涨，辄壅入渠道，导致泥沙淤积，石洞充塞，渠利不行，修疏起来特别费力。而凿石洞时所得诸泉流量稳定。“嗣后凿石渠深入数丈，得泉源焉，瀵涌而出，四时不竭，如银汉之落九天，而星海之泛重渊也。异哉!初本为溯泾，至此匪竟另辟一泾了。不假夫泾，天造地设欤?人力欤?异哉![33]”且泉水清澈，又无淤渠之虞。于是翰林侍读学士世臣建议拒泾专引泉源。经陕西巡抚商议，决定置坝龙洞北口，阻遏泾水勿令淤渠，并于水磨桥、大王桥、庙前沟等地整修堤岸，聚龙洞泉、筛珠泉、琼珠泉及其他诸泉源，汇流渠中。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动工，二年后完成。从此开始了“拒泾引泉”的历史，改称“龙洞渠”[34]。
清龙洞渠拒泾引泉后，引水量大大减少，泉水最大流量不足每秒2立方米[35]。引水量的减少，导致龙洞渠灌溉面积锐减，其初建时，溉田74032亩。较历史时期引泾灌溉规模何异天壤[36]。随着龙洞渠溉田面积的缩小，其受益范围由唐宋时期的七县，减少到4县，而且主要集中于泾阳县。据蒋湘南《泾渠后志》记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龙洞渠共有斗门106个，共溉田67039亩，其中泾阳县56697亩，占总数的84％；高陵、礼泉、三原三县各不足4000亩[37]。
秦郑国渠开创的的引泾水利工程历史悠久，规模很大，基本没有间断地发展下来。从秦（郑国渠）、汉（郑渠、六辅渠、白渠），经唐（三白渠）、宋（丰利渠）、明（广惠渠）、清（龙洞渠），直到近现在的泾惠渠，基本是一脉相承，始终为关中平原也可以说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灌溉系统。是秦郑国渠的历史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