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商鞅法治思想及其影响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为宜”的主张。
第五、“重刑”思想的内容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首先，由于重罪轻罚，刑罚较多，使得普通民众对于法律产生一种畏惧感，推动了一个较为独特现象的产生：贱讼，畏讼。人们对于法律不是敬而远之，就是不寒而栗，人们怯于触法，耻于谈法。不仅一般百姓贱讼，连社会中的文化精英们也不愿以讼者的身份出现在公堂之上，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就是因为不愿面对“刀笔之吏”而自刎。而且，后世的统治者以诉讼的多少来衡量官吏能力和国家是否安康的标准之一，地方官员也以“无讼”来标榜自己的政绩。由于贱讼思想，使得人们对于研习法律的人也充满了鄙视，长此以往，法律的研究不被重视，极大阻碍了中华法系的发展和完善，更影响到明末清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私法的产生。其次，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义务本位观念。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法律一直被看做一种手段，是与其他社会规范平行的一种调整社会秩序的手段，是为维护统治者地位、达到统治者目的的手段。所以，在这些法律中，绝大部分是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为民众设置众多的义务，使民众的权利在国君的权力面前永远属于从属地位。由于“重刑”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人性自利论，将人民视为“刁民”，认为只有限制个人的权利，才能做到“长治久安”，随将民众应当拥有的各种权利所吞噬。这一做法又被历朝历代所沿袭，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结果人民的权利意识慢慢淡化，形成了义务本位法律心态，以至于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不能自觉地运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从另一方面推动了“忌讼”心态的形成。
第六、商鞅在重视农战，为了集中全国的力量与农垦和战争之上，还采取重农抑商，提高粮食价格等政策。“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比垦矣。”①这一举措开创中国重农抑商政策之先河。由于商业的存在与发展，必然与农业争夺人口，政策等各种资源，同“农战”国策形成尖锐的对立，“商业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基础即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经常性威胁”②。同时，范忠信先生提出“私人工商业的发展易形成对朝廷构成威胁的‘叛乱’势力”③。重农抑商也就深深印入各个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化精英的头脑中，成为秦汉至明清法律中的重要内容，逐渐发展为困商、辱商的抑商政策。后世的君主通过官营禁榷，重征商税—如“贾人倍算”—等方法来困商。通过立法来辱商，汉武帝“发七科谪”中便有“贾人”一科，并且，唐朝时《选举令》规定商人不得入仕，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些政策严重阻碍了商业在古代的发展，使得我国的商品经济一直没有充分发展。
第七、商鞅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将整个国家基本上分为三种人：专务农战的顺民；从君命，食君禄的官吏；掌握生杀大权的君主。“根据社会学的观点, 一个民族的整体活力和创造力与这个民族的人员层次构成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有很大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民族的人员层次构成越复杂, 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多元化程度越高, 其创造能力也就越强, 反之, ①《商君书·恳草令》
②范忠信 《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 300页 ③范忠信 《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 300页
这个民族的素质就会退化。”虽然商鞅的愚民政策在一定时间内收到一定效果，但是，由于历代统治者大多效仿这一政策，使得社会发展丧失了最原始的动力，抹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性。
四、结语
商鞅的法治思想为中国建立第一个封建王朝提供了思想基础，也奠定了中国自秦以来2000多年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模式。“统一的、贯穿于封建社会两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 则是秦汉时期形成的”。而且，商鞅对于维护法律公开性和统一性做出的努力也值得我们借鉴。商鞅在“明法”之后又设置“法官”、将法令封存于禁室之内，使得民众接触的法律完全来源于“法官”之口，而且这些法官所学得的法律知识也是基本上相同的。今天中国所采取的普法使得一般民众也能对与法律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有利于法律传播，但是，由于许多人没有系统学习过法律，无法把握法律的内在精神，反而使得法律的适用陷入一种矛盾之中。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商鞅的措施，解决法律公开性和统一性的矛盾。
商鞅的“法治”思想推动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使得人们开始重视法律的作用，积极研究法律的相关问题。但是，应该看到，商鞅额“法治”思想也束缚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带来不理的影响。我们只有正视商鞅思想的不足，才能为我国现代法治建设提供借鉴，只有看到商鞅思想中的闪光点，才能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促进中国特色法律的发展。
④刘国祥 《试论商鞅变法的负面影响》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3月 29页 ①林间鸣 秦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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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杨鹤皋 《商鞅的法律思想》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87年 郝铁川 《中华法系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年
杨鹤皋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论集》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 武树臣主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辞典》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范忠信 《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精神》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 梁治平 《法辨》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
徐忠明 《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年
鸣 谢
感谢王霞老师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没有老师的指导，本文难以完成。在此，笔者表达对于王老师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