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2013年高考石家庄市高中毕业班第二次模拟考试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我算了算，连退休金加卖蚯蚓的钱，有百十块钱，断定他一定爱喝两盅。我把手圈成一个酒杯形，问：“喝两盅？” “不喝。烟酒不动！”
那他一个月的钱一个人花不完，大概还会贴补儿女一点。
“我原先也不是卖蚯蚓的。我是挖药材的。后来药材公司不收购，才改了干这个。”他指给我看，“这是益母草，这是车前草，这是红苋草，这是地黄??这玉渊潭到处是钱！”
“您怎么会认药材的？是家传？学的？”
“不是家传。有个街坊，他挖药材，我跟着他，用用心，就学会了。这北京城，饿不死人，你只要肯动弹，肯学！”
我在玉渊潭散步，经常遇见的还有两位，一位姓乌，一位姓莫。乌先生在大学当讲师，莫先生是一个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乌先生听了我和卖蚯蚓人的闲谈，问我：
“你为什么对这样的人那样有兴趣？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人属于低级价值。”莫先生不同意乌先生的意见。“不能这样说。他的存在就是他的价值。你不能否认他的 存在。”
“他存在。但是充其量，他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填充物。”
“就算是填充物，‘填充’，就说明他的存在的意义。你不能否认他也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哪怕是极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界的需要维持生态平衡，社会也需要有生态平衡。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人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需要的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呼啸着前进的、身上带电的人！而这样的人是历史的遗留物。这样的人生活在现在，和生活在汉代没有什么区别，——他长得就像一个汉俑。”
我不得不承认，他对这个卖蚯蚓人的形象描绘是很准确且生动的。 乌先生接着说：
“他就像一具石磨。从出土的明器看，汉代的石磨和现在的没有什么不同。现在已经是原子时代——”
莫先生抢过话来，说：“原子时代也还容许有汉代的石磨，石磨可以磨豆浆，你今天早上就喝了豆浆！”
他们争执不下，转过来问我对卖蚯蚓的人的“价值”、“存在”有什么看法。
我说：“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这样的人在北京还不少。他们的成分大概可以说是城市贫民。捡破烂的、捞鱼虫的??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用你们的话说，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这个卖蚯蚓的粗壮的老人，骑着车，吆喝着‘蚯蚓——蚯蚓来！’不是一个丑的形象。——当然，我还觉得他是个善良的，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至少不是社会的蛀虫。”
（选自《汪曾祺全集·小说卷》，有删改）
（1）下列对文本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只看到风、太阳和尘土”，说明卖蚯蚓的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饱经风霜但是身体强健。
B.四十块钱的退休金加上卖蚯蚓的钱，卖蚯蚓的人每月有百十块钱的收入，他自己花不完，每月都会贴补儿女一点。
C.乌先生认为卖蚯蚓的人“长得就像一个汉佣”，这个比喻形神兼备，既写出了人的外貌特征，又评价了他存在的价值。
D.“这是益母草，这是车前草，这是红苋草，这是地黄??这玉渊潭到处是钱！”这句话表明卖蚯蚓的人既用心又会赚钱。
E.这篇文章平铺直叙，情节比较简单，波澜不大；主要通过语言塑造人物形象，人物语言个性鲜明，生活气息浓郁。
（2）文中卖蚯蚓的人有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6分） （3）简析“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这句话的含意。（6分） （4）乌先生和莫先生对话的情节，在文中起到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8分）
四、实用类文本阅读（25分）
1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一生梦不醒，红楼解味人
2014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的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懋斋诗
钞》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吧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的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资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事，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近年出版的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指贾宝玉最终与史湘云的结合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