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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矛盾的复杂影响也在加剧。
首先，中国的利益拓展已触及大国实质甚至重大利益，中国与其他大国间的权势变化加剧了其他大国对中国发展的矛盾心态和战略疑虑。
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和利益的拓展、外交领域的重大建树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等内外挑战的体制优势增加了美国的戒心，也大幅度提高了美政府对与中国合作应对全球问题的期待，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舆论一度热捧“中美共治”（G2）概念，即是美方的典型反应。相对而言，欧盟、日本等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传统势力失落感和危机感增强；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也担心在后金融危机的秩序重建中拉大与中国距离，对中国实力增长及利益拓展的疑虑都有所上升。欧、日、俄、印等国的舆论也不同程度地对中美在国际事务中战略性合作日益拓展的前景，特别是所谓“中美共治”（G2）表达疑虑和戒心，说明这些大国担心甚至不满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传统影响“被边缘化”的情绪。
其次，中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传统西方大国）互动模式的调整导致相互之间的不适应矛盾有所凸显。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综合影响力持续提升以及积极、主动外交的不断开展，一些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在继续疑虑中国“韬光养晦”的战略意图的同时，更多地对中方“积极有所作为”开始“不适应”和“不舒适”。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对议程设置的积极性、要求平等的合理期待、以及塑造中美关系的主动性方面有了较明显地提升。中美之间从先前中方主动调适对美关系的互动态势，转向了中方要求美更多地调适其对华关系的态势，从而加剧了美方对双边互动模式变化的不适应。美对其可能丧失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疑虑和不满明显上升，遂利用其主导的西方舆论，掀起新一轮对中国所谓的“强势外交”、“傲慢外交”的口诛笔伐，力图扭转自身在对华关系中的被动局面。一些欧洲大国也遥相呼应，批评中国对欧洲“双重标准”、“欺软怕硬”。包括俄罗斯、印度在内的新兴大国也从各自战略利益和实际关切出发，要求中国“更加对等地照顾其利益关切”。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对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固有矛盾和被推迟、掩盖的新旧利益分歧集中爆发的心理准备有所不足，对美国策动西方媒体炒作和放大“中国傲慢论”尚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反映了中国仍需一段时间来适应互动模式的调整。
再次，中国与其他大国（特别是美欧等西方大国）之间自身定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双方对所谓“核心利益”与“体系利益”的认知差距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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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协调难度增加。
一方面，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定位，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传统核心利益的正当性和长期性，以及承担“体系利益”的适度性和渐进性。例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强调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切实履行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承诺是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中的关键。另一方面，美、欧等西方大国不断抬高中国的大国身份，要求中国以“核心大国”的身份重新定义核心利益，大幅度提高承担维护“国际体系利益”的国际责任，一些西方舆论甚至要求中国在诸如“世界经济再平衡”、“全球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等领域扮演主要角色。应该看到，美国制造出“中美共治”舆论，既反映其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对中国借重的客观事实，也希望以此来分担美国的领导成本；欧洲大国则希望继续在气候变化、发展援助等机制建设和话题引领上掌握主导权。在可预见的将来，双方在核心利益认知上的差距难以缩短。
第四，大国对外政策导向的调整，增加了各自重大政治让步的难度。尽管世界经济进入脆弱恢复阶段，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影响仍在持续发酵，大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压力凸显，大国从危机时期强调国际合作不同程度地向服从国内政治议程的方向调整，一些大国做出重大让步的政治意愿降低，各种形式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应运而生，经贸摩擦政治化的频率和强度明显提高。尤其是美国，为了转移自身失业压力，威胁要对中国的所谓“货币操纵”行为实施制裁，同时还联手欧洲、印度、巴西等国，谋求在IMF、G20峰会等各种多边场合，策动议题联盟，多管齐下对中国施加压力。
三、对新时期发展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全面成长中的新兴大国，近十多年来，全面发展与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关系，为自身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应考虑如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使之不但适应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且能够在新一轮国际体系的构建中，为提升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空间。
首先，中国应继续坚持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同舟共济的精神指导下全面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尽管国际力量的发展态势正日益多极化和均衡化，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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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仍然在国际力量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国是国际体系改革与转型的核心力量，是应对日益尖锐复杂的各类全球问题的主角。没有良好的大国关系，中国和平复兴所需的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舆论环境就无从谈起。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全球公共问题挑战日益严峻，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不断加强，大国合作共同应对、治理全球问题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大国合作的空间也不断扩展。同时，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各国对中国的战略倚重势必持续提高，从而为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以及互利共赢奠定了基础。
其次，中国应明确与其他大国的多层次战略定位，加快形成发展中美关系与其他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及相互支撑的战略布局。
新时期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既符合两国长远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期待和要求。正如2009年11月《中美联合声明》中所言，“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中美“（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中美关系的这一定位说明，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以及在应对、治理全球问题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中美合作的战略意义正被赋予新的内涵。继续在战略上稳定中美关系，在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合作中发展中美关系，将有助于中国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美关系固然在我大国关系中至关重要，但美国对中国复兴的战略怀疑和战略牵制、包括美国售台武器在内的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损害等不利因素仍不时阻碍着双边关系的发展，使得中美关系难以成为健康和稳定的大国双边关系。鉴此，中国应积极拓展与日本、欧盟、俄罗斯、印度等其他大国的关系，通过双边和多边等渠道，谋划更加均衡和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的布局。
一是中日双方应进一步以亚洲为主要舞台，密切在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合作，包括区域金融安全等方面的合作，用地区的共同责任和使命意识来为中日关系提供强劲的战略依托。
二是中欧双方要正确认识各自在国际格局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欧洲尽管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仍是国际体系中的关键力量，特别是在应对全球各种挑战、改善全球治理方面，欧洲的地位举足轻重。正如2009年第12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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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所言：“中欧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在国际问题上拥有诸多共识，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实现世界和平、可持续发展和繁荣”。中欧双方需要不断为彼此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注入新内涵，为新时期提升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思想基础。
三是中俄应积极应对双方务实合作进入结构转型和战略升级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突出双方维护国际格局多极化、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共同历史使命，努力把中俄关系发展成成熟、稳定、健康、充满活力的“新型”大国关系。
四是中印应努力突出同为新兴大国的身份认同，维护并扩大双方在未来国际体系建设中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重视扩大和深化双边互利合作的经贸关系，提高在多边经济机制建设过程中的政策协调合作水平。
第三，加强新兴大国多边合作机制的运筹，积极构筑中国的大国关系的战略支撑。
正在共同兴起的众多新兴大国是国际体系改革和构建中最具活力的力量所在。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新兴大国一方面对缺乏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的现有国际机制表示不满，另一方面，普遍接受通过对现有体系进行渐进式改革，逐步机制化地提升自身在国际机制中的权益。在此过程中，新兴大国还面临国际体系内传统强国的各种牵制以及缺乏相互协调的合力等问题。但是，新兴大国加强彼此间机制化合作的意愿在不断增强，特别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大国不同程度地加快了通过机制化合作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协调各自利益的步伐。“金砖四国”、“基础四国”、“展望五国”正在逐步发展成当今全球多边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应进一步从战略高度明确合作方向，以政治互信为基石，以务实合作为抓手，以机制建设为保障，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开放透明为前提，不断提升相互之间的战略协调及磋商的机制化水平，扩大互利合作领域，逐步使新兴大国间的对话机制成为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中可以依赖的战略支撑。
*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PDF:下载
党的十八大精神学习之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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