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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儿童文学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去改造作品原来的故事情节,在想象中创编出一个符合自己意愿的新的故事来。 三是善于模糊解读。“少年儿童的阅读特具一种跳过不懂之处的巧妙能力,生字、生词、生事、生义从来就难不倒他们作出大体的把握;反过来,大体的把握又帮助了他们对那些生疏的地方连猜带蒙地竟有所提前领会掌握。(班马《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然而,这些作品中的形象、气氛、情感只是作为一个主观化程度很浓的“幻象”保留在记忆之中。

四是拙于鉴别批判。儿童一旦被作品的形象所牵引,全身心地沉浸于虚构的世界,任凭想象的奔驰,很难再脱身出来,冷静地对作品进行分析、判断。事实上,他们还不习惯也不善于理智地认识事物。他们对作品不能作出实质性的鉴别,缺乏理性的审美反应,作品内容上的真伪、艺术上的优劣,也就容易在儿童的审美感觉中混淆起来,分辨不清。

虽然儿童的欣赏水平还不高,他们独特的欣赏方式也还有不少缺陷,但文学欣赏对儿童来说还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因为文学欣赏毕竟是一种净化心灵的高雅的审美活动,可以在整体上提高人的素质,而且儿童要提高自己的欣赏能力和欣赏质量,也只有不断地参加到欣赏活动中去,即在欣赏中学会欣赏。

试比较儿童诗与儿歌的异同。

儿童诗与儿歌同属于儿童诗歌类,它们虽然都具有诗歌的共性特征,但又各自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从读者对象的角度看,儿歌是以学龄前期和学龄初期的儿童为主要对象;儿童诗则是以学龄中后期的儿童为主要对象。

(二)从主题思想的表现看,儿童诗的主题思想常常以间接方式表现出来,比较深刻、含蓄;儿歌则往往是比较单纯浅易地表现它的主题思想。如儿童诗《小弟和小猫》与儿歌《洗手》都是以要讲究卫生为主题的作品,但表现方式却明显不同。

(三)从语言表现形式上看,儿童诗与儿歌的语言均要求凝练、简洁、有概括性。由于表现深度的不同,儿童诗的语言比儿歌的语言更纯粹、更集中,更富有想象的张力。在韵律方面,儿童诗不像儿歌那样讲究音韵的和谐和节奏的整齐。

(四)从篇幅长短看,诗有长有短,不受限制,其中叙事诗、童话诗的篇幅都比较长;而儿歌因为有口头创作、供幼儿吟唱的特征,一般都较为短小。

第一章: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

1、儿童文学是成年人为吸引、提升少年儿童鉴赏文学的需要而创制的一各特殊文体。 2、左右了中国几千年的“儿童观”:鲁迅说: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 导致 导致

3、人的发现 儿童的发现 儿童文学的发现 来自 来自

4、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第一次提出“人的文学”口号的周作人,在回顾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之后,曾感叹去说:“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

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

5、“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茅盾语)中国儿童文学的真正发现与发展,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的。

6、从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考察,一个国家与民族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必然与这个国家与民族的思想启蒙运动、女解放运动的高涨,儿童的发现、儿童问题、儿童教育、儿童文化的重视以及整个社会重视人、尊重人、解放人的思潮与整个文学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二章:中国传统儿童文学的初步考察

1、五四以前的中国儿童文学,包括传统儿童文学的近代儿童文学,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学对社会群体“儿童观”的影响,并由此规范和制约着儿童文学的顺逆曲直。 2、传统儿童文学具有双轨运行的特点;一方面民间创作的口头儿童文学十分丰富,但长期处于被放爱被冷落的地位;另一方面作家结撰的书面儿童文学非常稀少,并又长期归诸传统蒙学教材,成为儒家启蒙教化的组成部分,历而未能形成独立的文学品格。

5、较早接受欧风美雨冲击的江浙沿海尤其是上海,不少报刊频频讨论儿童教育问题。与儿童教育紧密相关的儿童读物和儿童文学开始出现引人瞩目的变化。第一,出现了译介外国儿童读物的热潮。晚清文坛曾有过“翻译多于创作”的局面。第二,出现了一批热心儿儿童文学读物编译、创作的文化人。如梁启超、黄遵宪、李叔同。第三、出现了专为儿童服务的报刊丛书。中国最早的儿童报纸是1903年在上海出版的《童子世界》,最早的儿童文学丛书是1909年开始出版的《童话》。

第三章:五四时期“儿童观”的转变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

1、五四儿童特点是以理论发期端,实践继其后的。从西方教育思想中借鉴了“儿童本位论”的合理内核。“儿童本位论”是最先由美国教育家杜威提 出的。杜威的这套理论曾极大地影响了五四时期有中国小学教育界与儿童文学领域。“儿童本位论”代表了本世纪初期一种崭新的儿童观,它一经出现在中国,便冲击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以“父子为纲”为核心的传统儿童观,并引起了思想敏锐的新文化先驱者的极大注意。鲁迅于1919年10月写下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重要文章。深刻地指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

2、19213年,周作人发表了《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等文章,后在《新青年》上不断刊登安徒生、托尔斯泰等的童话译作。1918年1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1920年12月发表《儿童的文学》、1923年发表《儿童的书》、《关于儿童的书》等文章中,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提出了一系 列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的新观点。他认为“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凡是“违反人性”的虐杀儿童精神的“习惯制度”都应加以“排斥”。他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的人格。

3、现代儿童文学拓宽者不但通过吸纳“儿童本位论”的合理因素,从理性上认识到了儿童文学必须以儿童为出发点、理解和服务儿童的重要性,而且通过五四时期大量引进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从感性上体验到了这种样式的新儿童文学的品格和风貌。 4、周作人将刘半农改译的安徒生童话《洋迷小影》重译为《皇帝的新衣》,夏丐尊将包天笑改译的《馨儿就学记》重译为《爱的教育》,林纾译的《海外轩渠录》也被人重译为《格列佛游记》与《大人国与小人国》。 4、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西方大量讲述仙女精灵,小猫小狗之类的“无意思之意思”的童话、小说、故事都被直译进来,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贝洛尔、科洛迪、爱罗先珂、小川未明等世界著名童话家的作品都来到了中国的孩子们中间。

5、研究童话,采集儿歌,这是五四时期起始的一项很有实绩的工作,由于受到西文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儿童学等的影响。五四时期的童话研究有三种不同的目的与途径。一是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民间的童话”。二是从教育学、儿童学的角度研究儿童适用的“教育的童话”。第三种研究途径是探讨“童话体的小说”,“五四”时期称其为“文学的童话”。如王尔德、孟代、爱罗先河的某些童话即是。

6、把寓言引入儿童文学领域,这也是“五四”时期的事。有茅盾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专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寓言集《中国寓言初编》。 7、茅盾的童话与叶圣陶的童话堪为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收获。

第四章: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

1、《文学研究会宣言》的起草者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论述儿童文学的的重要文章《儿童的文学》。1921年3月,另一位发起者叶圣陶在《晨报》副刊发表的系列文章《文艺谈》中,多次谈到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与必要性。1922年7月,文学研究会的两位中心人物茅盾与郑振铎应邀去浙江宁波暑假教师讲习所讲学,郑振铎讲演了《儿童文学的教授法》。同年1至4月,赵景深与周作人以书信的形式在《晨报》副刊展开了一场童话讨论。

2、赵景深:《童话论集》与《童话概论》。 3、1922年《儿童世界》创刊。

1922年1月,经过革新的《小说月报》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现代文坛。《小说月报》一贯重视儿童文学,念念不忘为孩子们提供“精美的营养料”。1923年,《小说月报》为孩子们开辟了“儿童文学”专栏。大晴天霹雳刊载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重视发表儿童生活题材的创作作品,注重介绍海外儿童文学信息资料,不忘给儿童们提供席位。

第五章“三十年代儿童文学左翼潮汐与”“革命范式”

1、综观3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其突出现象主要有如下三方面:一是左翼文艺运动给儿童文学注入新鲜血液,儿童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激进姿态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二是张天翼创作的《大林和小林》等三部长篇童话把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成为继叶圣陶《稻草人》之后的第二座童话高峰;三是伴随着“科学救国”的社会思潮而出现的科学文艺热,促进了科学文艺创作的发展。

2、1931年3月5日,上海《申报》发表了何键《咨请教育部改良学校课程》一文,全面否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接受何键“咨请”,竟下令查禁“鸟言兽语”类童话,以及左翼儿童读物。以何键的咨文为引线在儿童文学界造成的混乱和倒退现象立即遭到了鲁迅以及吴研因、陈鹤琴等一批儿童文学工作者的反击。 第七章: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外来影响与对外交流

1、外国儿童文学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关系,在“五四”以前已相当密切。远在明朝天启五年,我国就出版了第一种伊索寓言的中译本《况义》。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新学的传入与“开发民智”的急需,我国文坛译风大开,出现了翻译多于创作的局面。

2、五四文学革命,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芽。发表了不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安徒生、王尔德、爱罗先河童话、拉 封丹、克雷洛夫寓言、《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格列佛游记》、《爱的教育》、《鹅妈妈的故事》等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源源涌入。 3、输入火种:新的内容与题材

(一)暴露社会罪恶,描写“血与泪的人生”,同情下层人民及其少年儿童的不幸与苦难,这是现代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与接受外国儿童文学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影响密切相关。如包蕾的儿童剧《雪夜梦》就是受了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影响而写成的,

茅盾的《少年印刷工》、叶圣陶的《一个练习生》受到了苏联班台莱耶夫的反映流浪儿新旧两种生活的儿童小说《表》的影响。

(二)紧扣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现实斗争,激励少年儿童的爱国热情与革命精神,这是现代儿童文学又一方面的主题,这与接受外国儿童文学尤其是苏联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三)歌颂真善美,鼓吹精神文明,对少年儿童进行德智美的教育,这是现代儿童文学的一大重要内容。这方面也曾受到外国儿童文学的广泛影响。“五四”时代不少热心儿童文学的作家都曾受到过泰戈尔作品(《新月集》)的影响。郭沫若写出了《新月》、〈晴朝〉、〈天上的街市〉等富于童心美的儿童诗。叶圣陶的早期童话〈小白船〉、〈芳儿的梦〉,许地山的〈落花山〉,陈伯吹的小说〈学校生活记〉,丰子恺的〈华瞻的日记〉都 可以看到“爱的教育”的思想闪光。

4、文体革新:横的借鉴与纵的传承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文学样式方面学习、借鉴外国儿童文学,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1)直接向外国儿童文学“引进”,这有艺术童话、儿童戏剧和科学文艺。(2)参照外国儿童文学的文体,对已有的中国儿童旧文体加以更新改造,这有儿童小说与儿童诗。(3)受外国儿童文学的启发,将古老的传统文体发掘出来,移植到儿童文学园地。这就是寓言。 5、观念转变:心理学与本位论的影响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认识与实践方面也受到过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改变中国人传统“儿童观”的误区,加快现代儿童文学的文体成熟与现代性进程,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双向互动:儿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

1、随着西文儿童文学译介的深入,我国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由此拓宽了视野,激起了变革的勇气智慧。首先引起浓厚兴趣的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与儿童心理学理论。汤锐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完成了《比较儿童文学初探》的研究。刘绪源有创作《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就是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与自然的母题。 2、80、9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也努力从事自身文学观念的更新与建构,而且站在本体文化与全球意识的立场上,审视着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评析研究,比较对话,在世界儿童文坛发出来自东方的声音。第一部力图系统评述世界儿童文学优长得失的专书,是由韦苇编著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以后又写了〈外国童话史〉、〈西文儿童文学史〉。此外还有马力白匀〈世界童话史〉吴秋林的〈世办寓言史〉陈蒲清的〈世界寓言通论〉。

第八章:“十七年”儿童文学的政治文化流脉

一、

1、“十七年”(1949-1966)儿童文学作为十七年整个文学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思潮、文化语境、文学气脉、创作流变乃至顺逆曲直,与整个大文学既合辙同构,又显示出儿童文学自身的特殊性。表现在三种现象:少先队的文学与“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性”;教育儿童的文学与配合各项“中心”、“运动”;阶级斗争工具的文学与审美向度的缺席。

2、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主要传媒《中国少年报》、《中学生》、《少先队员》、《儿童时代》有及全国两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会——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与中国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会。

3、以充满感激、崇拜、青春的激情,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新中国,歌颂新人新事新社会,立志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这是少先队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敢是“十七年”儿童文学尤其是50年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突出特点。如田地的〈祖国的春天〉,郭风的〈叶笛〉,袁鹰的〈在陶然亭,有一棵小松树〉。

4、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第一个十年,一大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诗与童话,以颂歌般的满腔激情,昂奋乐观的格调,营造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第一个高峰期的基本旋律与审美意象。如郭沫若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袁鹰的〈丁丁游历北京城〉

5、50年代儿童文学中的小说创作题材,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革命历史题材,二是少先队校园内外生活题材(主要是校内)。如徐光耀的〈小兵张嘎〉,胡奇的〈小马枪〉,刘真的〈我和小荣〉,王愿坚游击队员》

6、对集体与集体主义精神的歌颂,是少先队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描写少年儿童在集体生活中接受教育和帮助,克服缺点,进步成长,关心集体,热爱集体,为集体做好事,向破坏集体的行为作斗争,是儿童文学小说创作中不断被演绎、深化,重复,张扬的基本内容。影响最大的是张天翼的短篇小说《罗文应的故事》。他还写有中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是又一力作。

7、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与同一时期的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下次开船”港》,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贺宜的《小公鸡历险记》,金近的《小猫钓鱼》、《小鲤鱼跳龙门》,包蕾的《萤与金鱼》洪汛涛的《神笔马良》,葛翠琳的《野葡萄》等,是50年代童话创作的重要收获。 二、

8、50年代中期,严文井、冰心、陈伯吹三位儿童文学前辈先后一致提出了“童心”的重要性,对于当时儿童文学创作中那种已露苗头,脱离儿童世界,以说教代替形象的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