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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简史——后弘期篇
从现有资料看，吐蕃时候的藏传佛教，似乎更多地走的是上层路线，佛教叙事中出现的往往是吐蕃赞普和贵族子弟，佛教在民间的根基并没有那么牢固。因此，达玛灭法时，仅仅数年间，佛教就遭到了毁灭
性的打击。
而从10世纪末佛教重新在藏地勃兴，其发展的维度与吐蕃时期有了重大改变。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一统政权，地方领主各自为政，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发展文化，笼络百姓。佛教在此期间承担的不仅仅是宗教教化的功能，同时也承担了日用生活、文化传承发展的功能。各地的僧俗大德掌握的知识不限于佛教义理，还包括世俗学问，并且充分利用这两方面的学问，介入百姓从出生、受教、死亡，乃至医疗卫生、防止自然灾害等方方面面的事务，在世俗生活和宗教解脱两个层面成为百姓的依托。
藏史记载，达玛灭法后，藏传佛教再次弘传的标志性事件有二：
一是拉萨中心地区的人去安多（青海）求法； 一是在古格诸王的支持下，佛法从印度传入阿里地区，逐渐达至拉萨中心。
这两个地方，一个在藏区的东北部，一个在藏区的西部，根据青藏高原地形从东到西逐渐升高的态势，从安多传入的路经被称为“下路弘传”，从阿里传入的路经被称为“上路弘传”。这就是藏传佛教的后弘期。
种种迹象表明，偏安一隅、由吐蕃王室后裔建立的古格王朝很可能保存了吐蕃时期翻译的大量佛教经
论，并使之成为日后藏传佛教复兴的知识源泉。但吐蕃时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显密之争此时愈演愈烈，对僧俗两界产生了很大的困扰。说到底，这是一个从理论上对佛教系统化，从实践上对修学具体化的问题。在印藏双方高僧大德的共同努力下，这一问题迎来了解决的契机。
1042年，印度高僧阿底峡（982–1054）应邀前往阿里弘法，写作了著名的《菩提道灯论》，不仅从理论上对显密关系进行了梳理，对佛教义理进行了系统化，而且从三个层面讲述了凡夫不同的精神追求，称之为“三士道”，即“下士唯求乐，中士唯离苦，上士恒勤求，自苦他乐安”。三种人的追求并非完全隔绝，而是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基础，这就在实践上概括了如何从一个凡夫逐渐修行成佛的过程。
三士道的核心是重视业果，即因果报应，以及以发菩提心贯穿全部修道。这种重视业果、倡导实修的精神在塑造藏民族整体思维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阿里的仁钦桑波（958–105
（阿底峡合金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