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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好和“真正的”偏好之间是有区分的。
其次，行为主义者认为集体现象是个人行为的聚集，个人偏好经过有效的利益聚集机制能带来最佳效果。制度主义者对聚集概念的本身提出疑问，认为政治决策不是建立在个体偏好集聚的基础上，而是决策规则直接影响到政治后果；同样集体决策不能还原为个体偏好。他们指出：比如在选民的偏好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上，公共政策的形成不是无数选民偏好的聚集，而是通过规则制定出来的。
从制度入手，在政治学中不是一个新的现象，那么它们为何又表明自己是“新制度主义”呢？它们与老制度主义有何区别和联系呢？新制度主义者认为二战之前的制度主义研究主要太重视政治结构、法律框架和程序规则等，对制度的研究过于注重描述性，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制度而忽视制度的动态运作过程。新制度主义的“新”体现在既关注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又吸收行为主义的动态、过程、定量化的研究方法。这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特点。
由于新制度主义有庞杂的来源，其内部也造成相当程度的“分化”。众多学者都认为新制度主义内部有许多流派。最著名的分类是彼得·霍尔(Peter A.Hall)和罗斯玛丽·C.R.泰勒(Rosemary C. R. Taylor)在1996年的英国《政治研究》上发表的《政治科学和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文中提出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尽管有许多学者对此提出批判或划分出更多的流派，但这种划分还是被学界基本认可。
历史制度主义主要批判地吸收了结构——功能主义一些观点，吸收了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理论。历史制度主义在早期主要是反对多元主义政治理论，批判多元主义的个体偏好经过转化机制可以通过利益团体、政党等形式表达出来，并进入到政治过程中的观点。他们认为集体行动者、制度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它们塑造着利益的表达；宪法和政治制度、国家结构，政策网络等构成了政治过程。历史制度主义冠之以“历史”，因为这一学派认为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工具理性，手段——目的的算计）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之所以又是“制度主义”，因为他们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制度是扎根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等，它们包括宪法规则、官僚标准的执行程序等，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行动主体。政治制度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主要在于为行动者提供明确的信息，与相关的行动者之间构成了战略互动。行动者受到其个体世界观的制约。各种非正式规则、惯例和风俗等为个体提供“认知模板”。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结合，其主要分析工具有：产权、寻租和交易成本等理论。它主要受到威廉森(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理论、诺思的制度发展理论、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和普拉特(Pratt)等人的委托——代理理论等影响。它与理性选择理论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关注制度。它把制度定义为规则，规则指导着行为；制度约束行动者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制度是互动个体之间节约交易成本的一种设置。行动者的战略互动在解决集体困境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制度是行动者互动的基础。制度不仅约束着行动者的决策和行为，而且还给其他行动者提供选择的信息。如同下棋一样，棋手要遵循下棋的规则，规则约束着棋手的行动，棋手的每一步棋同时受制于对手的行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政治制度的创建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也就是制度承载着一定的功能。简单地说，理性选择理论是以工具逻辑(logic of instrumentality)为基础。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组织理论的一个分支。这个流派大体上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开始对传统的组织和文化之间区分提出挑战。传统的组织理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认为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效率是组织建立的一个主要原则，它们体现了手段——目的逻辑。而文化与组织是完全不同的，其逻辑是与特定情形适宜，即符合一定规范。社会学制度主义挑战这种区分，认为现代组织所使用的规则、规范、程序是特定文化的一种实践形态。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制度与文化是一对同义词。因而，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用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而且还包括符号系统、认知规定和道德模板，这些就是指导行动的意义系统。它们把组织和文化两者间的分裂融合起来，把文化理解成为组织所拥有的一种共同价值观和态度，理解成为惯例、符号或认知的网络，它们为行动提供认知模板。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个体社会化过程来实现的，把个体塑造成为制度内的一个角色，文化内化于角色中。制度为个体提供一个认知向度，即制度塑造个体的身份、认同、战略算计、偏好。当个体面临一种境况时，他们从制度中寻找认知规范。制度与个体之间又是高度互动的，个体在行动过程中强化了这种制度认知。个体行动的逻辑是与制度所规定的规范相适宜，而不是建立在手段——目的或功利最大化基础上的。换言之，它是以“社会适宜逻辑”(logic of social appropriateness)为基础。
简单的说，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建立在各种各样的方法论和不同学科的基础上，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博弈论到宏观的历史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和文化理论。正因为如此，对新制度主义的批判首先集中在其内部各流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比如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工具逻辑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社会适宜逻辑的两种假设之间就存在着冲突。
这些冲突给新制度主义进行理论整合和方法论的统一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另一方面，既然这些流派冠之以“制度主义”，其共同点在于它们认为政治生活中的制度（如规则和程序、组织结构、规范、文化认知等）塑造了政治偏好的表达和聚集、带来了权力的分配并制约其行使，因而对政治结果造成了影响。在这一点上，新制度主义受到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它仅仅关注到政治生活中稳定和有序的一面，对政治变革缺乏解释力。新制度主义在解释变革时，典型的方式是“无限回溯”：为了解释目前的变革，我们必须假设前一个稳定系统的一个因素或多个因素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是因果链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可这个因果链条有时拉得太长了，以致于我们不能清晰地解释最终导致目前变革的因素到底在哪里？有的政治学者，如谢里·伯曼(Sheri Berman)和罗伯特·C·利伯曼(Robert C. Lieberman)等人则主张用观念(ideas)分析来弥补制度分析的缺陷。
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科学在当代西方不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学科危机和身份危机。但是，从学术研究来看，政治科学遇到了许多的挑战，无论是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还是新制度主义，在科学性的要求下，过于定量化、专业化，使政治科学处于“自我隔离”状态，削弱它的社会影响。面对这种状况，政治科学开始进行反思，像美国政治科学学会2003年就创办具有一定通俗性的《透视政治》(Perspectives on Politics)杂志。杂志在发刊词中说到：编辑希望作者和读者群主要由政治科学家、记者、政策分析家、官员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等人组成。它要求所刊登的文章对那些有一般政治知识的人和没有这些知识的人都有启发意义。这种努力是否代表了对过于专业化的政治科学一种反思呢？
? 任剑涛：大国崛起的政治基础 任剑涛教授《大国崛起的政治基础》讲座核心内容笔录
整理题目：主讲：任剑涛(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院长)时间：2006年12月22日
? 主办：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会 整理者：国际关系学会 CXC
?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国崛起已成为政治实体和国人所探讨的热点话题。根据现代兴
起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现代国家理论来看，大国崛起是个复杂的政治问题。首先在“大国”一词的解释上存在着问题。作为中国人，当然期待我们国家能够以大国身份崛起，但实在地讲中国还不具备作为大国崛起的条件，用一句较损的话说“大国不大，崛而不起”。 历史学家对近代以来国家的竞争性消长的解释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中国对历史学都有一种迷信，历史学家们老是微言大义来承担政治思想工作的责任，历史学变成了政治学的工具。依据国家实力来解说，国家竞争性消长的关系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真正有世界以来最为复杂的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分析此问题不能仅仅看某一国家在某一时段、某一空间
（政治空间、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的行为来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作为大国崛起。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我们可以较为深刻的认识大国崛起的政治基础。
? 第一、近代“世界”格局与国家状态 第二、大国的国家竞争性崛起与大国战略。第
三、新世纪大国竞争与中国战略。一、近代“世界”格局与国家状态
? “世界”的概念划分有两种：一是指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世界，不具备人类社会共同建
构地球村的政治实体意义；一是政治意义上所谈论的“世界”问题，不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问题。
? 大致以150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的世界是称为区域化发展的人类格局，在某种意义上，
区域化发展的人类格局仅仅具有自然地理上的意义，进而给人以世界的感觉。这一时期，国家间没有实力的较量，没有空间的交叉，没有文化价值的优劣之比。在此要指出，文化自身没有优劣，但文化所负载的国家实体经相互比较、竞争后所产生的优劣状态影射出其背后支撑国家某种状态运动的那个文化就存在着价值上的恶优劣之比。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是在1500年之后的，当西班牙国王亲自推举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人类区域化发展的格局即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世界才有了根本性的突破，这才出现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概念。
? 在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世界里，文明没有普遍的交流，因此也不足以衡量具体文明所负载
的国家政治实体究竟处于什么状态。但是1500年后，海上霸权的开始建立，表明国家实力及国家组织的文化价值理念、政治制度结构、经济活动方式和社会日常生活都在政治整体当中显示出其结构状态的实力问题。人类历史上才有一个真正面向整体世界而产生的国家间政治。然而这种国家间政治是具有抗衡性的。正如1500年航海的盲目性掠夺变为了国家间的行为，因为西班牙国王明确宣示哥伦布所到达的占领的地区土地具有西班牙国家领土性质，而这种获得财产的生产与占有的权力也宣告国家间政治才此时此地成为了具有抗衡性的实力政治。在自然地理的世界时期中，所有国家间政治并不真正具有政治实体意义之上的国家间抗衡的特性。
? 近代以来的世界格局已经从道德视角中走出来，变为国家间政治展示的广阔空间，此空
间也就是世界。在这样的世界格局里，首先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观念已经被证明为不合时宜的。天下体系的观念不足以整合中华帝国自身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传统、习俗等构成传统帝国或文明国家或西方城市国家内部的国家要素。也就是说，天下体系的观念在世界体系面前缺乏整合力。
? 其次，天下体系的溃败还证明天下体系在面对具有扩张性特点的世界体系时，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