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兼论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到东方主义的崛起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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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学界高唱凯歌的西方学人。毫无疑问,当下大陆学术界对后殖民理论的接受,是把其做为西方文化理论或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来承纳的。以东方主义为核心的后殖民理论其西方化的迹象说明了两点:第一,第三世界学者要获取国际学术界的显赫地位,必须要在西方学界占据一席地位,也因此必须向西方挑战,但是,向西方挑战实际上承认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其实西方文化绝对不会因为少数人的挑战而放弃业已获取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而是挑战成全了这些东方学人在西方的生存。第二,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赛义德、斯皮瓦克与巴巴对他们的后殖民理论读本翻译为汉语或转让版权不感兴趣。因为远东大陆对他们这些功利性旨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心目中,还是世界的边缘,他们的兴趣在于从边缘逼向中心,而不在于从一个边缘再度走向另一个边缘。

在东方汉语语境下,如果我们把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进行方法论上比较,后现代主义在东方大陆呈现为一种激进主义,它把西方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文化意识带入东方大陆,成为大陆学人解构华夏文化传统及权力话语的批判武器,而后殖民主义则是地道的文化保守主义,成为当下大陆学人抵御西方文化输入或东方旧日风情输出的理论武器。这样又有两种后殖民主义理论,一种是原创在西方拼音语境下展开的后殖民理论,其呈现为文化激进主义,一种是东方汉语语境下作为变体的后殖民理论,其呈现为文化保守主义。注意,这并不像某些无识者所说的,西方一切现代与后现代话语进入东方大陆后均转型为文化保守主义。有趣的是,在东方大陆语境下,作为变体的后现代

主义与作为变体的后殖民主义自己对着自己干了起来,前者为东方大陆植入了西方后现代文明其及价值观,而后者却拒绝前者植入的一切。

让我们感到最为恐怖的是,当以东方主义为核心的原创后殖民理论取道于西方,假借西方话语的合法身份侵入东方大陆后,我们被来自于西方的原创后殖民理论遮蔽了,在这里我们可给出两个层面的理解,第一,当我们操用后殖民话语对华夏文化传统及当下文化的民族性进行维护时,我们已经被“后殖民”了,这就是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当心!不要谈‘后殖民’,当你谈‘后殖民’时,你已经被‘后殖民’了!这真是一个悖论。”(注:拙作《后现代性、后殖民性与民族性——在世纪之交,艺术创作与批评应该追录一种比较的视野》,《东方丛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1998年第1期,第14页。)第二,在当下世界格局的重新分配中,远东大陆学人已经被中东学人借助于在西方所获得的学术权力征服了。说白了,对于东方华夏大陆的态

度,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比西方学人更为傲慢,当杰姆逊、佛克马等西方学人多次往来中国大陆讲学,宣讲自己的学术精神以引起中国学人的关注时,这三位中东学者却自恃在西方已获得的学术权力而对远东大陆不屑一顾。一言以蔽之,原创后殖民理论侵入大陆后在文化身份上已蜕变得非常复杂了,如果我们把肇事于西方拼音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称之为原创后殖民主义理论,那么,进入东方汉语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则是变体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说得透彻些,变体后殖民主义话语在本质上就

是新殖民主义(newcolonialism)。所以,当我们在言说后殖民理论时,我们不仅受压迫于西方的话语权力之下,也更被压迫在那些于西方获取显赫学术地位并栖居于西方的第三世界东方学人的话语权力之下。在这个意义的层面上,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后殖民主义在东方汉语语境下的变体就是十足的新殖民主义,也理解了为什么在东方汉语语境下根本就没有原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有的只能是新殖民主义,并且这种新殖民主义对东方汉语学术界的文化批评及文学批评有着既受西方又受东方的双重压迫,这就是东方学人借西方的话语权力压迫东方学人的诡计,只不过前者是中东学人,而后者是远东学人而已。新殖民主义不同于后殖民主义的本质就在于此。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怎样才能摆脱东方汉语语境下新殖民主义的压迫,走向国际学术界在原创的后殖主义语境下与西方学人及来自于中东的东方主义者,进行平等的对话?东方大陆一些学人的学术活动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乐黛云、王宁、张隆溪、张京媛、刘康、张旭东与王逢振等学者在欧美语境下的学术操作与发言,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乐黛云作为亚裔曾任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这一显赫的学术位置,她多年的学术活动为东方大陆学界与西方学界的各种学术交流与对话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可以说,建国以来还没有其他学者能够做到这一点。青年学者王宁也以有效、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及在多种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多篇文章,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对他的关注。而最为可贵的是乐黛云、王宁等又是栖居在东方大陆汉

语语境下与西方学人直接对话的中国学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在欧美学术界发言的直接性使他们的学术活动绝然不是遮蔽在新殖民主义的阴影下完成的。他们也更没有利用对西方挑战的策略而最终企图获取在西方侨居的绿卡。可以说,缺乏比较文化视野或国了进术视野的学者,是无法理解他们及其学术活动的重要意义的。她(他)们的学术活动对那些睁着眼睛却拒绝看视世界的学者,对那些从海外留学国后动又无法在学术上与国际接轨的学者,无疑是一种启示。在多次的交谈中,王宁总是慎重地给出这样一句表达:“理论装备不一样,必然学术视野有差异。”此话的确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