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中国农地适度经营规模综述更新完毕开始阅读
出比率的提高结合起来，兼顾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52]。而林善浪强调在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金生产率三者难以兼顾时，至少应保持土地生产率不致降低；牺牲土地生产率而片面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均收入，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53]。于洋则指出平衡农地规模经营所出现的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的矛盾，应当建立在分工经济的基础之上，由分工效率所决定的效率标准来衡量[54]。6 关于农地规模经营的适度问题研究农地规模有个“适度”的问题，经营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究竟经营的规模多大才是合适的？国外就这方面研究较少，而国内学者就如何衡量和确定经营规模的适度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土地经营规模是否适度是针对于一定的评价目标而言的，不同的目标就会出现不同的判断依据，从而也会有不同的土地经营适度规模[55]。吴昭才和王德祥以锦州市的调查资料为例，证实了分别用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盈利率三个指标所计算出最优规模是不一致的[56]。刘秋香等用土地产出率、劳均产出率、资金产出率衡量经营规模的适度；采用灰色系统定权聚类的改进方法，对农业适度经营规模进行定量测算，得出河南省南阳地区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为劳均耕地 0.33—0.47hm2（4.95—7.05 亩）[57]。许治民根据霍邱县随机调查的 50 户户营百亩以上种田专业户有关经营规模和土地投入等资料，对经营效果进行分析后得出：适度的经营规模应在劳均耕地 10 — 15 亩之间[58]。汪亚雄分别利用劳动力耕地负担分析、劳动力收入比较分析、线性回归分析、投入产出比较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对南方各省农户（以粮食规模种植为例）土地经营的“适度规模”进行了测算，并
得出农户只宜达到 10 亩的临界规模。因为 10 亩的规模具有劳动力效率、比较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特点[59]。齐城以劳动生产率作为评价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标准，以种植业收入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一个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模型，利用信阳市有关农业生产数据得出达到劳动力工作满负荷时的经营规模应为 5.12 亩[60]。同时，部分学者试图构建一些能测算农地适度经营规模的理论和模型。张海亮、吴楚材根据农村户均年纯收入、单位面积投入和产出参数、农村劳动力转移指标以及作物类型，提出农业集约经营的适度规模应该满足的关系式[61]。卫新等则认为适度规模经营的下限是“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装备和生产技术条件下，能保证农户各项生产指标和经济收入达到或高于当地平均水平时所需的土地数量。”而其上限则是“在不降低土地生产率和经营效益的前提下，农户所经营的土地面积。”[62]78 中国土地科学 2010 年 4 月第 4 期①即通过现实生产中种植业的实际投入量，来测算当前经营环境和生产力水平下，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推算出土地经营的适度规模。褚保金和游小建从农业机械与劳动力的替代出发，以种植业在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之间做出最低生产成本选择的过程具体说明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机制并构建了具体测算适度经营规模的数学模型；并认为在既定的作业方式下，土地经营的适度规模是机械设备的适种规模[63]。张侠等从分析土地经营适度规模的影响因素和中国推行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入手，对全国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进行了分区；给出了各地计算适度规模的方法①，并测算了现阶段中国土地经营的适度规模[64]。钱贵霞、李宁辉根据贝克
尔家庭生产函数模型推导出农户经营的最优土地规模计算公式，并测算粮食主产区 10 个省农户最优的户均土地经营规模[65]。这些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中国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经营环境、生产力水平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分析，结合单位面积耕地的投入和产出情况、当地农村户均年收入等指标，从农地集中程度角度提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量化标准。但是这样的评价标准，往往基于特定地区的粮食生产数据得出，并没有考虑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具体种植作物品种之间的差别。在理论上农业生产规模并没有一个可界定的清楚界限[66]。这也说明最优土地经营规模很难有普适性的数值。7 结语自 1987 年中共中央在 5 号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采取不同形式实行适度规模经营以来，有关规模经营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外关于农地规模经营的理论研究一直络绎不绝。学术界已从过去仅仅依靠对个别地区规模经营案例进行简单统计分析，发展到建立模型并且定量分析的阶段，尤其在近些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评价农地的规模经营究竟是以规模经济为目标，还是以规模效益为目标，很多文献在讨论之前并没有对此做一清楚地说明和界定。且已有的定量研究多以传统的 C — D 生产函数模型为主，所依据资料也存在着问题，这些资料或样本覆盖范围太小（往往以某一特定地方数据为例），导致数据代表性不足；或采集时间过早（基本是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是更早时采集的），致使研究并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总体上来看，从农户层面出发分别对中国各个主要粮食品种进行规模经营问题的定量研究虽已有些，但从长期
平均成本角度来测算农地规模经营是否存在规模经济的研究至今尚未见到。而规模经济在农业生产中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有必要采用更新的全国范围大样本数据和更精确的计量模型对中国农业生产是否存在着规模经济进行研究。笔者认为，今后的研究似乎可围绕以下方面展开：开展农业生产的成本和收益问题，以及与适度规模经营相关的土地流转的方式、方法和路径的研究，并且准确把握粮食、经济作物生产的适度规模；推进和支持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组合和社会支持系统；研究如何建立与适度规模经营相匹配的新型农业服务体系等问题。参考文献（References）：［1］杜润生.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2］杜润生. 资源禀赋人多地少矛盾规定了中国农地制度［J］. 财经，2002，（19）：46-47.［3］许庆，田士超，等. 土地细碎化与农民收入：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2007，（6）：67-72.［4］许庆，田士超，等. 农地制度、土地细碎化与农民收入不平等［J］. 经济研究，2008，（2）：83-92.［5］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 从小规模均田制走向适度规模经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阶段性试验研究报告［J］. 中国农村经济，1994，（12）：3-10.［6］魏景瑞，邹书良. 平度市“两田制”改革试验及其初步效应［J］. 中国农村经济，1992，（7）：32-36.［7］蒋中一. 苏南农业现代化初期的土地制度试验———苏锡试验区的经验［J］. 农业现代化研究，1994，15（6）：372-374.［8］郑新立，刘希光，等. 顺义县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J］. 宏观经济研究，1988，（3）：68-72.［9］阎辉.